总经理“一年游” 从孙晨挂印看富达基金发展阵痛
成立五年、历经四任董事长的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基金”），在2026年5月再迎高层变动——总经理孙晨（CHEN SUN）上任仅一年便因个人原因离任，触发市场对其高管稳定性的关注。回顾近年发展，富达基金走过一条典型的“冰火两重天”路径：2023年首只产品弱市大募超10亿元，2024年乘势冲上超60亿元的规模峰值，到2025年末却“腰斩”至不足30亿元，2026年一季度又靠新发债基再度反弹。另外，旗下多只存量产品规模已普遍较首发缩水90%以上。
而管理层频变、产品规模波动等现象也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当“将帅”更迭的速度超过了产品业绩沉淀的周期，当规模反弹需要依赖新发而非持营，富达这家以“长期主义”为标签的全球主动管理巨头，又该如何在本土化的深水区重新锚定长期价值？
总经理再换防
5月28日，富达基金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宣布孙晨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自5月26日起生效。同日起，公司财务负责人EDMOND TANUWIDJAJA（陈培文）代任总经理。
而这距孙晨2025年5月正式出任总经理，才刚过去一年。对于离任的原因，公告仅以“个人原因”一笔带过，并表示孙晨离任后“不再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事实上，孙晨的离任只是富达基金近年来高层频繁变动的其中一幕。若将时间拉长，富达基金成立五年来的高管变动幅度在外商独资公募中可谓罕见。
作为国内较早获批的外商独资公募之一，富达基金于2021年5月27日注册成立，至今刚满五年。其自2022年12月获批展业，并在2023年4月成功发行首只公募产品。
纵观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公司高管团队始终处于高频更迭状态。具体来看，董事长岗位五年内历经四任，且自2024年下半年起“换帅”节奏大幅提速，黄小薏、李少杰、Damien Mooney（莫达文）三任董事长分别于2024年10月、2025年7月、2026年4月先后上任。而在总经理人选上，公司首任总经理黄小薏履职两年半转任董事长后，公司一度陷入长达7个月的总经理岗位代任。直至2025年5月，孙晨出任总经理。除董事长和总经理外，富达基金的督察长、首席运营官、财务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也在近年来先后发生调整。
对于孙晨离任的具体原因及新任总经理遴选进展等情况，富达基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孙晨因个人原因已经辞任，并将离开公司。在他领导中国业务期间，推动富达在个人养老金和跨境投资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近期，公司获准发行首只外商独资养老目标基金Y份额，以及取得富达首只互认基金的发行许可。感谢孙晨所作出的贡献，并祝愿他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切顺利。
同时，富达基金指出，陈培文已被任命为富达基金代理总经理，即日生效。陈培文将向富达国际亚太区（日本除外）总裁及富达基金董事长莫达文汇报。近五年里，陈培文在富达中国担任多个关键领导职务，最初作为顾问加入，随后负责转型、战略及财务等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在毕马威中国担任合伙人长达十年。陈培文及中国管理团队将继续推进富达在中国的战略，通过强大的全球投研能力与本地运营能力，更好地服务中国投资者的需求。
对于孙晨短期离任及公司人事动荡的问题，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分析，核心原因或在于外资公募严格的考核机制与业绩压力。富达基金在孙晨任内规模持续缩水，从2024年末68.27亿元的历史峰值降至2025年末的28.98亿元，权益基金规模缩水近55%。外资机构市场化程度高，高管需同时适应全球战略与本土市场，若无法在任期内实现规模与业绩突破，便面临换人压力。此外，富达基金五年四任董事长，总经理同样多次调整，或也反映出股东方对中国业务战略定位的持续摇摆，高管难以在短周期内形成稳定的执行路径。
靠新发撑起的规模曲线
正如柏文喜所说，与高管频繁更迭同步上演的，是富达基金管理规模的大幅波动。纵观富达基金展业三年多来的规模走势，一条“脉冲式”曲线清晰可见：新发产品成立后管理规模骤升，随后在持续营销中逐步缩水，直到下一只新品“输血”反弹。
据Wind数据，2023年二季度，富达基金首只产品富达传承6个月持有期股票在弱市中成立，首募10.79亿元，公司管理规模也初步起量于10亿元。半年后，凭借富达裕达纯债50亿元的首募体量，总管理规模跃升至57.78亿元。此后，叠加多只权益及固收产品陆续成立，2024年四季度末达到68.27亿元的历史峰值。
然而，存量产品的持续净赎回让这一高点未能维持——2025年二季度末，规模已回落至41.21亿元，短短半年缩水近四成；到2025年四季度末，进一步降至约28.98亿元，较峰值腰斩，同比降幅高达57.55%。2026年1月，富达中债高等级科创及绿债以40亿元的首募规模成立，叠加其他新发产品贡献，管理规模一度反弹创下新高，而到了一季度末小幅收缩至44.64亿元。
换言之，富达基金每一轮规模抬升大都由新发产品驱动，而存量产品的持营能力始终未能形成有效支撑，导致新品成立不久后，规模再度下滑。
管理规模的“脉冲式”波动背后，是多只产品大举首发后的难以为继。
举例来看，2025年11月，富达中债0—2年政策性金融债在运作仅14个月后，因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最终走向清盘。这只成立之初规模曾达24.1亿元的基金进行剩余财产分配时仅剩377.76万元，成为富达基金旗下首只清盘产品，也成为其持营压力的一个缩影。
除该产品外，首发50亿元的富达裕达纯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仅为0.52亿元，2024年1月首发9.8亿元的富达90天持有期债券最新规模也仅剩0.11亿元，两只产品规模降幅均超98%。另外，上述提及的富达传承6个月持有期股票最新规模也缩水超70%。
针对上述现象，柏文喜表示，这是外资机构“全球经验”与“本土需求”脱节的体现。主要反映三方面能力不足：一是持营能力薄弱，“重首发、轻持营”导致规模随时间自然衰减；二是渠道服务缺位，缺乏本土客户经理的深度陪伴与投资者教育，难以建立客户黏性；三是产品定位模糊，在主动权益领域既未形成鲜明风格标签，也未在固收领域建立差异化优势，导致部分投资者“赚钱即走”。
阵痛中韧性仍存
虽然多项问题仍存，但值得肯定的是，富达基金自获批展业至今，在产品布局上展现了鲜明的战略定力。截至目前，公司旗下共管理12只公募产品，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四大品类，且涉及红利、低碳、创新驱动、港股通等多个细分领域。
与此同时，股东富达国际也持续加码资本投入。公开信息显示，富达基金注册资本从2021年成立初期的3000万美元，历经多轮增资，2026年5月最新增至2.18亿美元，五年增幅超6倍。富达基金也向北京商报记者强调，中国市场仍是富达国际长期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截至2025年，富达国际已多次对中国市场增资，未来也将推进新一轮增资计划。
有公募业内人士表示，“持续增资，代表股东的战略决心，保障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和公司规模的发展节奏可能不完全成正比。对于新公司来说，持续增资应尊重行业发展规律，打好投研基础，接受先慢后快，坚持做正确的事，避免急功近利”。
不过，该业内人士也坦言，富达基金是一家年轻的公司，尚无法定论长期发展格局，但核心高管频繁动荡，必然影响团队的稳定和业务的发展。
柏文喜进一步指出，富达基金的困境并非个案。例如，外资公募施罗德基金近期就宣布退出中国公募市场，同样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
对于外资公募在华发展的共性问题，上述业内人士指出，“老牌外资机构有稳定的投研体系，会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对于国内新兴市场需要适应，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外资机构在管理团队的组建、对人才的认定、业绩的考核标准、渠道的开拓等方面，都需要尊重国内市场现状”。
对于上述问题，柏文喜给出了具体优化建议：一是战略耐心，给予本土团队3—5年培育期，避免“一年一考核”的短视换人；二是渠道深耕，通过养老金、FOF等长期资金对接，弥补零售渠道短板；三是投研本土化，不是简单移植全球模型，而是培养懂中国产业政策的本土基金经理。
柏文喜判断，未来趋势将呈现分化。部分机构如施罗德选择离场，而贝莱德、富达等头部机构将持续增资，但有望调整策略——从“全面出击”转向“精品店”模式，聚焦跨境资产配置、养老金融等差异化赛道，做“连接中国与全球的双向桥梁”，而非本土公募的正面竞争者。
(来源:天天基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