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觅俞浩:电动汽车早就有了,马斯克只是把铅酸电池换成了锂电池

做企业不是开故事会,发展才能解释问题,发展才能解决问题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李艳艳
见习编辑|李原编辑|何伊凡
头图摄影|邓攀
在成为世界首富之前,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CEO。从5月6日到5月12日,一周之内,他发了409条抖音、376条视频号、291条小红书、393条微博,平均每天12条朋友圈。
这还不包括追觅员工、高管发布的内容,他要求所有员工开通所有社交媒体的账号,每天至少发3条视频。
视频中的俞浩,情绪起伏极大,几乎每句话都用叹号收尾。有时快意恩仇:“夸我们的人,都长得比较帅!骂我们的人,都长得比较丑!”有时咬牙切齿:“反正谁都不要随便招惹老子!我有仇必报!十倍还击!”
转折发生在5月13日。一篇文章引发广泛质疑后,他情绪明显低落。凌晨发视频,带了点说气话的味道,向所有觉得他狂、觉得他疯的人道歉:“我错了,你们都是对的,都是我的错,我打扰大家了。”末了又补一句:“我开始低调无激情带货。”自此之后,他的更新数量明显下降。
在更新最高频的时段,很多人担心,俞浩哪有时间管理公司。最不担心这个问题的,或许是他本人。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他将公司管理基石定义为“爱与信任”,假定人是可信的,2000万以下的事都不需要他签字。在这个前提下,“一切变得轻松了”。
商业史上,创始人性格从来不是脚注,而是正文。4月底,在苏州追觅中心,我们和俞浩进行了一场5个半小时的长谈。

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与《中国企业家》副总编辑何伊凡4月底在苏州追觅中心对谈。摄影:邓攀
他瘦了,圆脸变成了利落的下颌线,颧骨收敛,双眼皮明显,眼型偏圆,鼻梁挺直,鼻头微翘,嘴角天然上扬,即使不说话,也仿佛在微笑——这种面部构造,让他在沉默时显得友善,开口时显得可信。他习惯注视别人,也习惯被注视,同时对这种注视始终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感。对所有质疑,他都有严密的自我逻辑闭环,看似不合理的事,在他解释中都是尽在掌握。
我们用很长时间回顾了他的童年,根据他的讲述,你可以找到他今天言行的草蛇灰线。
俞浩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贫寒家庭,初中母亲曾带着他从村头借到村尾,凑不出50块钱。高中他拿到物理竞赛全国一等奖、保送清华,却仍被自卑感缠绕。他一度希望所有人都穿校服——因为校服是他最好的衣服。
这段经历在他生命中至少留下了两个印记:
1.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所争取来的。
2.如果假定世界是不可知的,则权威是可以挑战的。
但做企业不是开故事会,发展才能解释问题,也只有发展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聊到了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论大战略》,该书核心观点为大战略是“将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有效匹配的思维办法”。俞浩称“无比认同这句话”。
他还举了书中狐狸与刺猬的例子,好战略既要像刺猬一样坚定,又要像狐狸一样多知,要在两者之间,找到既不偏离方向,又对变化保持敏感的中线。
可外界观感恰恰相反,觉得他背离了“抱负与能力相匹配”这条黄金中线。
追觅辐射业务跨度之大令人瞠目:除工业机器人、大家电、手机等勉强算“近缘业务”外,还包括汽车、芯片、算力卫星、固态电池、火锅、零食、奶茶、国际物流等。一度看起来,追觅的边界似乎取决于世界上有多少行业。

摄影:邓攀
俞浩的“理性狂妄”,可拆解为三个层面。
第一,组织上靠风险分散而非风险承担。通过独立BU的法律结构,避免单个项目失败时风险传导至追觅主体。
第二,管理上靠规律抽象。他号称能批量生产优秀创业人才,用物理学家的思维方式替代传统管理经验。
第三,传播上信号与操作分离。“狂”是对外信号,用来吸引资本和人才、制造话题、维持生态热度,“谨慎”才是对内操作。
但表达上的自圆其说,掩盖不了常识性挑战。俞浩面前仍至少横亘着四道坎。
钱从哪来,能撑多久?
支撑这个故事的是一个多层嵌套的资金结构:主业清洁电器的造血能力、地方国资基金网络、资本市场获利。故事能讲下去的前提是,市场持续认可“追觅生态”的叙事溢价。
一旦叙事出现裂缝,200余个BU将同步承压。它们在法律层面与追觅主体独立,可当所有BU共享同一个募资管道、同一个品牌形象、同一个供应链底座时,股权隔离也无法阻断风险的系统性传导。
主业优势是否会被稀释?
追觅产品叙事呈现“双轨并行”:在主业赛道用硬创新建立信誉,在跨界赛道用“发布即存在”维持故事。两类叙事的混杂,让外界难以辨别“追觅已经做到的”与“追觅计划做到的”。
追觅主业清洁电器本是健康业务,但行业增速出现放缓,石头、科沃斯等对手虎视眈眈,大疆也准备跨界会,觉得没办法,小米实在让要,就要吧。后来石头看完说不投,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2019年,小米邀请我们去参加生态会,我也不想去。那天昌敬迟到了大概40分钟。正好所有人自我介绍,快到我这里时,我悄悄走掉了,我不想让大家发现。

谈“授权”:2000万以下不审批
《中国企业家》:你之前微博、抖音都不怎么发,为什么这一年出现了如此陡峭的表达曲线?
俞浩:开始发视频其实是我自己的一种探索。我4月17日才发了抖音第一条自拍。因为打开一看,抖音美颜这么好看,我原来担心自己拍太丑了。微博也是,一个周末早上9点多起来我突然开始写。
我自己发微博,主要是为了解释百万亿美金到底是啥。人类财富每隔20年,最高市值的公司就会提高一个数量级。我们那时刚从CES回来,我就很高兴地把“追觅要成百万亿美金”发到了公司大群和朋友圈里,结果引发了很多讨论。
《中国企业家》:所以你认为自己不是刻意高调,是在被动解释?
俞浩:也有主动的部分。我认为企业到了一个阶段,影响面已经超越自身,你的合作伙伴、社会需要理解你。走到今天,追觅和我,都需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对整个社会进行交代。
《中国企业家》:追觅为什么要到硅谷开4天的发布会?(4月27日至30日,追觅在美国硅谷旧金山艺术宫举办了名为DREAME NEXT的全球发布会周)
俞浩:追觅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全球化公司,海外,包括北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之前也在德国、法国、新加坡等海外很多国家开发布会,但这次在硅谷规模比较大。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内的朋友去美国,所以被很多人拿来放大解读。

摄影:李艳艳
你要知道,我们在过去几年,办发布会的成本是从5万一场,逐渐升到20万一场、50万一场、100万一场,逐步积累了做大规模发布会的能力,现在才能做硅谷发布会。而且我们哪怕在5万元一场的时候,内部的要求也是ROI>10,这是我们成长必经的过程和结果。
至于硅谷发布会为什么要开四天?很简单,因为追觅旗下的BU比较多,而且我们希望可以给每一个品类足够的时间展示。就像小米发布会越来越长,讲汽车的话,留给手机、大家电的时间很少。追觅要求每个事业部的展示时间不得减少,把大家并在一起开,也是为了减少差旅费。
如果非得说贴硅谷标签,是因为大家相信硅谷叙事。我们的技术与产品,已经成为行业里最好的,可以选择一个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场合面向全球发布,仅此而已。
《中国企业家》:你有一个观念叫“用试错来代替规划”。到现在为止,你成本最大的试错是什么?
俞浩:我们从不让一个业务无底线地烧钱。内部有个原则叫“小错不断,大错不犯”。不同阶段,我会规定不同的错误上限。最早单次不超过20万,现在单次不超过2000万。
《中国企业家》:意思是2000万元以下的事你可以不审批吗?
俞浩:追觅成立至今,没有一个流程必须经过我签字完才能推行下去。但团队慢慢形成一个默契:越是这样的,他们越把这个钱当成自己的。
有时候经常我说花花花,他们心里没底,问我这笔钱到底该花5000万还是一个亿。我会跟他们一起分析,但真正需要我审批的事,没有。
比如我什么时候知道张凌赫是我们代言人的,是在朋友圈里。我说我们怎么又多了个代言人,这谁啊?小伙子不错。
《中国企业家》:2000万这个数字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俞浩:因为我在思考企业家精力问题。为什么很多企业到了后面一把手累得要死,团队又没有作为。一把手想放手,放手又一团乱?请问边界在哪里?很好解答,规定一个数就好了,这个数随着发展去变化。
2019年,追觅吹风机的每一条轮廓线都是我自己定的。因为那时候我只有几百万,我就盯到2000块。一条线影响我们卖不好了,可能就会决定生死。后来我们有几十亿了,我就把2000块钱变成了20万。到今天,我得假定我已经有几千亿了,那我能够看到2000万的事,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
但大部分CEO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数字,什么都要签字,一年里有半年都在签字,公司他也弄不明白。
《中国企业家》:企业家要签很多字,本身没有对错,还是看公司发展情况怎么样。
俞浩:他们决策过于集中,假如你有2000亿,事实上需要你决策、你能管的大方向不超过10个。比如做电池是新能源未来10年的大方向,好多有2000亿的老板,就一股脑地扑向了电池。因为能容纳2000亿的赛道,就那么几个。
追觅是建立了一套分级授权机制,这才是为什么假定我有几千亿,我依然能管到2000万。这个模型的参数一直在调整,因此我们能发现无数细分的品类。
《中国企业家》:但你还没有几千亿,就追觅这个规模来说,2000万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风险是你能承受的吗?正常的财务流程,你还是要过手吧?
俞浩:不经过我。我怎么能浪费时间在流程上呢?不可能。我觉得我至少承担十个亿、几十个亿风险,都不是事。但我是非常保守的人,我依然把2000万作为条件。
《中国企业家》:那到底什么事,才一定需要你来签字呢?
俞浩:法律法规需要。首先你要假定,你的团队是可以相信还是不可以相信的,这是一个基础哲学。我假定每个人是可信的,它有几个前提。第一,追觅对所有的贪腐极严,一旦发现任何苗头的贪腐,国家法律怎么规定就怎么处理。
第二,我要保证追觅的核心成员过得好,这样他们贪腐的概率就会很低。但如果碰了,就别指望我念旧情。在这样的系统下,我认为内部的人都是可信的。
基于可信之下,我一切就都变得很轻松了。他对这笔钱花得有没有信心?有就通过。他们会更多把我当成一个导师、教练,而不是让我变成运动员。

谈管理:如何管理5万人?
《中国企业家》:追觅现在有多少人了?2022年的时候,你们员工应该有过一次激增。
俞浩:追觅有超过5万名员工,其中研发和管理超过2.3万人。我们几乎每年人数都会翻一番。我们2025年从1万人变为2万人。2026年会增长得稍微多一点,员工规模会跟收入增长相匹配。
《中国企业家》:这样的团队激增,对你来说管理上会有什么挑战?
俞浩:没有挑战,越来越轻松。
《中国企业家》:这一点我觉得你过于理想化了,员工有什么事才会找你?
俞浩:是我去骚扰他们,要不然我躺那睡一个月,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他们自己决策,他们是主人啊。
《中国企业家》:但在股权上,他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主人”,和创业者还是有差别的。
俞浩:最重要的是,事能不能做成,成功了老板会不会亏待大家,就这两条。
《中国企业家》:从法律风险上BU可以隔离,但叙事上BU要共享追觅和你的IP,完全意义上的隔离是做不到的。
俞浩:所以我们追求最大限度的隔离。我们采用多品牌,BU也有独立品牌。品牌一定程度上也是隔离的,但的确像你说的,做不到完全。
《中国企业家》:用这种方式来管理一个几万人的公司真的可以吗?我比较怀疑。
俞浩:太可以了。因为我有200多个公司,那些CEO比我负责多了,他们把着事呢。我今天员工要发福利,发的钱还是各个BU自己赚的钱。
《中国企业家》:是否有员工不认同你的管理方式?
俞浩:有的话我心里还安全一点,但我不会为此去改变策略。
《中国企业家》:你把公司管理基石定义为“爱与信任”,这听起来很理想主义。
俞浩:好多年前,有个人问,你妈妈是怎么培养你的?我顿时愣住了。她没培养我,但她就是无条件相信我。
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犯错误,老师叫妈妈过来。一般妈妈见完之后,肯定会想揍死他吧。我妈妈还担心我,说你没吓着吧?这好像是个不合格的家长,但这件事激励了我,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上清华。
后来,我发现爱与信任是非常大的动力,从那以后,我就把公司管理基石定义为爱与信任。
《中国企业家》:你发黄金、发红包、请全员吃夜宵,都是临时起意吗?
俞浩:有一次晚上,11点多了,忽然好想吃夜宵。我就在群里说,请大家吃夜宵吧,花了500万请全员吃夜宵,完全凭感觉。
我可能那一天感觉员工做得很好,就想给他涨2万。有一天我心情挺好,拉了接近10个、20个群,给员工涨薪。拉完一数,10分钟,又给我花出去几千万。但末位10%的淘汰还是要做的,这是冷酷的数学部分。

2024年5月27日23:07,俞浩在公司群里说想请大家吃夜宵。来源:受访者
《中国企业家》:你说过,一秒钟可以把股份全部分给员工。你真的这么想?
俞浩:等有一天我想明白了,一秒钟可以全部分给员工。胖东来不是把40亿分给大家了吗?我非常认可,我也一定会这么做。
我脑子已经无数次脑补过,回家种地的场景。我羡慕华盛顿解甲归田,回到自己的庄园去骑马。我觉得我最后一定是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然钱是一个累赘。

谈“资金来源”:我们有比较多的危机感
《中国企业家》:那我们就来谈谈钱吧,你现在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哪里?
俞浩:自有资金、经营利润,还有基金。
《中国企业家》:基金应该更像CVC吧?
俞浩:跟一般的CVC不一样。追觅实际上是作为产业方,与新锐管理机构以及各地政府合作,设立了多个产业基金。
我们自己作为产业方,在产业链深度上比较有优势。我们在合作的产业基金投资的一些领域,上游软硬件、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方向上,有完整的产业认知和项目储备。
《中国企业家》:你们在产能落地上具体是怎么布局的?
俞浩:我们的项目落地能力很成熟。在高速增长、已经成熟的业务,如扫地机、洗地机等,也是有新增产能落地需求的,比如与绍兴合作的扫地机器人生产基地。同时,那些孵化的项目,也有生产制造落地需求,比如我们的割草机项目,是和苏州吴中在合作。这些与地方政府产业链补强的招商诉求,是高度契合的。

追觅扫地机器人绍兴生产基地内,工人正在组装产品。来源:受访者
《中国企业家》:你似乎一直对融资比较擅长,这方面是如何思考和决策的?
俞浩:因为我们有比较多的危机感。2021年,资本市场特别好,海外需求激增,我们的估值被拉高。但我觉得不对,还是准备过冬吧。我5月份启动融资,见了12家机构,9月30号完成打款,10月15号二级市场就开始转冷,晚一周可能都交付不了。

谈创新:天天把第一性原理挂在嘴边的,多数是挂羊头卖狗肉
《中国企业家》:你说过“大部分人考虑的是现象,我思考的是规律”。能否展开讲一下?
俞浩:追觅走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战略选择能力。
我小时候给我妈出主意。那时候村里种棉花还是种大豆,我跟我妈说,反着种就行。别人家种棉花,我们就种大豆,别人家种大豆,我们就种棉花。本质是稀缺性,你应该种更稀缺那个。我妈照做了,果然有效果。
创业也要反着来,不然你的策略收益就很低。大部分人讨论的是现象,我们每每讨论的是规律。
《中国企业家》:你总爱讲第一性原理,你理解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
俞浩:那些天天挂在嘴边的“第一性原理”,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马斯克说人是靠视觉的,所以汽车只用视觉,这叫第一性原理?放屁。他创业时雷达几十万美元一个,他用不起。他要是有禾赛的能力,他一定会说雷达是第一性原理。
他没意识到雷达能从几十万降到2000块,然后觉得这是第一性原理,这不搞笑吗?
所以我们2017年做扫地机器人时,雷达和视觉一起做。一颗雷达大概120块钱,一个摄像头芯片30块。可处理视觉所需要的处理器规模更大,处理器和内存上要多增加200块。在扫地机上用视觉不仅不便宜,而且更贵。但视觉是被动信号,雷达是主动信号,数据要精准得多。

在追觅科技园区测试的追觅割草机器人。摄影:邓攀
《中国企业家》:沿着这个问题说,那你对创新本质的理解是什么?
俞浩:我2019年去过旧金山的禅修中心,就是乔布斯去过的那个。走进去看到:一个日式建筑让我们做禅修,出来一个住持是个老外,那个寺的名字是个中文名字。那一刻,我觉得荒谬极了。
但我也开始意识到,创新其实就是把东西mix到一起。你看乔布斯做iPhone,把欧洲的设计、日本的工匠精神、高精度工艺,和美国的创新科技结合在一起。他很早就做禅修,从日本的索尼获得了很多经验。
当时在硅谷往山上开车的时候,发现手机逐渐没信号了。你就立刻理解了为什么马斯克要做星链,因为他在南非出生,大学在加拿大,地广人稀,那可不就觉得星链是第一性原理吗。
但马斯克缺少精细加工的品位。你去看他的经历,没有日本、欧洲的东西,所以他的车糙得一塌糊涂。大家认为苹果代表手机,特斯拉代表汽车,我认为特斯拉代表不了。如果我们能把精细加工这部分做好,一定能做得比他更好。
《中国企业家》:创新mix的尺度该怎么把握,怎么定义是mix还是大杂烩?
俞浩:规律是可知的,mix的规律是确定的。但你到底mix了什么,消费者要认。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去年开始,车一直在上测试。我可以冒着被说“抄袭布加迪”的风险,本质是因为他现在看到的和最后生产的那辆,根本不是一辆车。但通过这种方式,我能看到消费者的反馈,理解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我们会不断调整,直到他们都觉得好看、厉害、有点真东西。代价是我得提前开放信息,但这就是“世界不可知”的落地方法。
《中国企业家》:创新太非主流了,风险也会增加吧?
俞浩:所以我们经常两种方案都做。没有哪种是绝对好的,要看工程问题怎么解决。
但这个思辨过程,让我们不迷信世界上只有硅谷的唯一答案。我也不觉得我是唯一答案,我也有可能错,所以我们都做。那些盲目相信马斯克一定对的人,才是狂妄的。
《中国企业家》:所以你欣赏什么样的企业家?
俞浩:之前我就说过,山姆·阿尔特曼不如马斯克,马斯克不如乔布斯。
最直观的表现是经营。马斯克的这些业务,我怀疑加起来也没挣过钱。SpaceX去年大概亏了200亿美元。特斯拉历史上没挣多少钱,利润还在下滑。我们总是给他找很多理由,说他想做人形机器人,要做芯片,不做汽车了。都是扯淡,竞争得过,他一定会继续做的,就是竞争不过。
《中国企业家》:我发现你对有愿景但是挣不到钱的公司,总是心存怀疑的。
俞浩:是的。市场有两种投票,市值是对未来的投票,挣钱是对企业交付产品对不对的投票。如果不挣钱,就表明你是错的。挣钱能力是一种交付,是这个组织经营结果的表现。

谈理想与现实:小王子、星空与墓志铭
《中国企业家》:很长一段日子,你的微信头像都是小王子。这是为什么?
俞浩:小王子是我内心非常纯粹的一个追求。我抗拒虚伪,无论主观虚伪,还是人人虚伪而不自知。我希望寻找世界的真相,可能这也是很多人猜测我是“富二代”的理由之一。我的内心没有对世界的仇恨。
我伯父家里曾经也很穷。但我很小的时候就跟他说,“总有太阳从我们家门前经过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还有同学给我家实名捐过款,一般这会让孩子有自卑心理,但我没有。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我,非常宠我。上初三的时候,还有同学帮我洗衣服,你可以用“宠爱”来理解。
后来再难,也难不过小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现在的努力,对不起当时的自己。如果我当时是那个小孩,我想好好疼爱他。
《中国企业家》:你是个容易动情的人吗?什么时候你会哭?
俞浩:基本都是被感动的。比如我们的汽车项目叫“星空计划”,其实在2011年就定下来了。那时候中国有雾霾,我们想,每造一辆新能源车就命名天上一个星座。等把星星造完了,天气应该好了。

俞浩在清华大学期间研究自动驾驶汽车,项目名称是“skyMove(星空计划)”。来源:受访者
还有一个叫“星野”,跨越山海,为你而来。有段时间有点委屈,但你想到翻山越岭、穿过隧道,天上挂满星星,微风和煦,阳光扑面……你知道就是为了那一刻。
通常等到了那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了。摩西最终也没到达应许之地,他想象带大家到那里,已经是最大的犒赏。等真到了,他就该跟众人告别了。
《中国企业家》:你说要把股份都给员工,所以你欣赏胖东来的于东来吗?
俞浩:你猜?我去年唯一一次去许昌,就是为了胖东来。我们跟胖东来的很多东西,表面上用词相反,内里确实高度一致。胖东来的员工是以一线销服为主,我们主要是研发人员为主。
《中国企业家》:你是因为认同他“快乐做事”的观念?
俞浩:我认同的是企业。首先,企业赚到钱分给员工,包括他退休了要把公司的钱分给员工,这个我非常认可。第二,要对用户、客户好。
第三,他对员工有很多教育,但他跟追觅不一样,追觅更偏启发式。胖东来内部要学习胖东来语录,我们不能这样。动不动往墙上贴语录,员工会反感。追觅的教育都是我在漫不经心地分享朋友圈,有点像TED。
另外讲个细节,是我到现场才感受到的,别人买鱼担心里面有激素,但胖东来所有的鱼进货回来后,先在外面一个池子养14天。14天之后,体内的添加剂就排掉了。鱼会稍微瘦一点点,但卖得比外面贵10%。也就是说,他加了一个“排出添加剂”的动作,多卖10%。追觅N+1干的就是这个事,只不过我们是加在科技参数上。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最恐惧的是什么?
俞浩:有段时间我甚至犹豫要不要让员工成长慢一点。但两周之后,猛然惊醒。我给朋友打电话,讲着讲着都有点要哭了。
我说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变了。如果我变成不是那个我了,那才是可怕的。两周后,我把思维切换过来,我要培养更多的人。善良是一种选择。
《中国企业家》:你在年会上说希望大家财务自由,这是场面话吗?
俞浩:我在年会上说“希望若干年后能成为世界首富”,后来还有第二句:追觅的同学们和朋友们都能财务自由。我永远不会忘了他们。
《中国企业家》:你在社交媒体上爱骂人,看起来情绪很饱满,是在刻意打造“活人感”的人设吗?
俞浩:哪有什么人设,我只是为了让自己不累。我做这么多项目,今天讨论算法,明天讨论发动机,都隔着老远。如果每一个形象都要包装和演,我得累成什么样?但是我发现,只要去接触别人,他们接触到我真实的一面,都是喜欢我的,那我就更不需要演了。
如果我假装温良恭俭让,哪天内部批评员工的视频传出去,大家发现,哦,原来他是个这样的人,那才是人设崩塌。经常让自己“小崩”一下挺好的,不会出现大的系统风险。你不犯错,怎么知道边界在哪里?
《中国企业家》:你的朋友圈和微博,特别爱用感叹号,几乎每句话都用。是有什么用意吗?
俞浩:我一不小心就会控制不住passion,这其实是会消耗我自己的。但我为什么经常凌晨一点、两点,想到了就发?因为你到第二天就写不出那个句子了。只有那个点情绪最浓烈,浓烈了就要发。
当你管理一个企业时,你浑身每个毛孔都在传达你到底在意什么,所以你要珍惜这样的情绪。那些结尾是“句号”的句子我也不用发,太婆婆妈妈了。一定是感情非常浓烈到打叹号的,我才会发。
《中国企业家》:所以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狂妄”的人?
俞浩:我到现在都在跟所有人不停解释,追觅是什么、要做什么,所以表现出来可能有点高调。网络上很多人只是通过一些剪辑、片段来知道我,从而评价我。
《中国企业家》:你一直对生死有很多考虑。你想过离开的时候,墓志铭上写什么吗?
俞浩:上大学时我就想得很清楚:这里留下了一串探索者的足迹。
我想象如果人类真的有天堂,我希望天堂里有一个乡村花园,里面住着爱迪生、牛顿、福特、爱因斯坦这些人。我能跟他们成为邻居,也不需要干啥,就在路上一起散个步,这一直是我最大的精神追求。
责任编辑:王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