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罗格夫：AI能解决富裕国家的债务困境吗
美国很可能首当其冲地面临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潮和社会动荡。
许多人似乎深信由人工智能（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解决发达经济体的不可持续预算赤字问题，觉得这项技术可以向政府抛洒更多税收收入，就连最挥霍无度的国家也能借此缩减赤字。
这种看法或许是对的。但显然有更多理由认为此类预期乐观到了危险的地步。首先，人工智能似乎会在提高资本占产出之比重的同时降低劳动力的比重，而这往往会导致税收减少。如不采取坚决措施去对资本所得加税——此举正随着财富日益增长的集中度、政治影响力及流动性而变得越发困难——税收增长速度恐怕难以跟上产出增速。
此外，即便税收确实有所增长，又凭什么保证政治体系不会通过进一步扩大支出和赤字来应对呢？毕竟发达经济体已经非常富裕。如果其领导人认为管理好自身财政在政治上有利，那么原则上这些国家本可轻易做到这一点。但富裕从来都不是通向破产的障碍。选民们几乎尚未开始适应一个高利率世界的现实，而在这个世界里人口减少和国防开支需求的急剧增加带来了巨大的新成本。随着中位选民年龄的增长，那些本就对年轻人不利的体系将变得越发失衡。
一个更迫在眉睫的担忧则是向人工智能的转型并不会一帆风顺。许多人担心失业率将随着企业裁减白领员工而急剧上升。一些评论员将此类警告斥为“末日论”，但他们不妨自问一下为何有如此多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也认同这些观点？（虽然有些人可能出于经济利益而夸大其模型的威力，但许多独立专家也持相同看法。）
持相反观点者则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有许多商品——尤其是服务——需要大量人力参与。即便人工智能能以低成本完成某些任务，人类也可以通过从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无法胜任的工作获得丰厚报酬。这一观点或许也有道理，但人工智能革命似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这让人对劳动者可以和愿意以多快的速度去适应变革产生了疑虑。也许失业的白领会比近几十年来的制造业下岗工人展现出更大的适应性。但即便如此，这种变革的速度仍可能远超我们以往经历过的任何变革。
或许最严峻且紧迫的问题在于，尽管人工智能拥有改善人们生活的极大潜力，但也可能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引发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金融行业才刚刚意识到新型人工智能编程工具可能协助不法分子攻破原本被视为安全的系统。同样，正在网络上泛滥的深度换脸技术可能导致人们不再相信所见内容，从而威胁政治稳定。
人工智能企业自身的安全管控措施本可在原则上遏制此类问题。但由于政府监管几乎不存在，模型开发者也因此更专注于在他们眼中这场“赢家通吃”的竞赛中抢占先机而非关注安全。
更令人不安的是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如果在这一事项上缺乏某种国际协议，那该技术带来的所有益处都可能被抵消。已有大量文章论述了被程序设定为无需人类指导即可独立杀敌的无人机和机器人所蕴含的风险。鉴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如今在电脑面前也毫无胜算，倘若人类将领无法匹敌人工智能将领的反应速度和周密规划能力，那结果可能就是冲突失控升级——而如果双方都依靠人类判断的话本可能达成更和平的结局。
如果人工智能对发达经济体并非纯粹的福音，那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权衡就更加艰难了。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印度已成为近年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其增长速度远超中国。但该国的服务出口（外包业务）——或许可以称之为印度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如今正在人工智能的激烈竞争下岌岌可危。即便远程从事后台工作的印度白领薪资已经远低于富裕国家同行，但人工智能还可能更低。
当然，尽管面临这些成本，仍会有一些国家成为大赢家。比如韩国就在制造对发展人工智能至关重要的内存芯片方面找到了自己的利基市场，日本也在寻求类似的机会。
那么美国呢？作为与中国并肩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人们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必将成为赢家，而美国股市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倘若果真如此，美国很可能首当其冲地面临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潮和社会动荡。鉴于该国国内深刻的政治分歧，我们没理由相信这一转型过程能得到妥善管理。正如伊朗无人机所显示的那样，在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世界中战争形态的演变可能会侵蚀美国的军事优势，并迫使其急剧增加国防开支。
尽管人工智能或许有助于解决美国及其他地区的预算赤字可持续问题，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它会在局面有所好转之前使其进一步恶化。面对全社会范围的各项动荡，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发现财政审慎是他们最顾不上的事情。
（作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