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银行破冰转债转股增资，中小银行多元“突围”资本红线
文 | 拾盐士
2026年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潮的序幕，由成都银行以市场化方式率先拉开。
成都银行近日公告，已获准将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加至42.38亿元，增幅13.46%。此次增资主要由该行此前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并完成转股所致，成为2026年首家通过可转债转股实现资本扩充的银行。
成都银行的调整并非行业孤例。在严监管背景下，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成为银行的“生命线”，中小银行正迎来一轮“补血”潮。
据行业媒体统计，截至2026年3月初，已有超过80家城商行、农商行及农信社完成注册资本变更，且绝大多数为增资。这一轮增资潮的背后，折射出地方国资积极介入、审批节奏加快以及银行业分化加深的行业图景。
转股增资背后“补血”易“造血”难
3月7日，成都银行发布公告称，已收到四川金融监管局《关于成都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获准将注册资本由 37.36 亿元增至 42.38 亿元，增幅达 13.46%，成为 2026 年国内首家获批通过可转债转股实现增资的银行。
不同于传统定增、配股等增资方式，成都银行此次注册资本扩容，核心驱动力是“成银转债”的提前赎回与高比例转股。
回溯来看，2022年3月，成都银行发行8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 “成银转债”），彼时创下境内上市银行可转债发行最优水平，获得7144.29倍网上认购热潮。2024年底，因股价连续多日达到转股价格的130%，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该行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截至2025年2月5日赎回登记日，累计79.95亿元“成银转债”完成转股，转股率高达99.94%，仅剩余4.909万张债券被赎回，最终带动股份总数增至42.38亿股，推动注册资本实现大幅提升。
尽管此次转债转股为成都银行注入了新的资本动能，但作为西部首家万亿规模城商行，其在高速发展中也面临着息差收窄、结构失衡、资本消耗、合规内控等多重压力，这些挑战也是其此次“补血”的核心动因。
首先是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承压加剧。在利率市场化深化与让利实体经济的双重背景下，成都银行的净息差呈现持续下滑态势，2025年前三季度已降至 1.62%，较2021年的2.13%大幅缩水51个基点，降幅远超 A 股上市城商行平均水平（30-40个基点）。
截至2025年上半年，该行计息负债中存款占比达76.6%，且定期存款占比偏高，客户实际存款利率相对逆势偏高，负债端成本难以下降；而资产端信贷投放向低利率的政信项目、小微企业倾斜，进一步压缩了利差空间。
其次是业务结构失衡，转型攻坚艰巨。成都银行的盈利高度依赖利息净收入，占比超80%，业务结构单一问题突出。一方面，零售业务转型滞后，尽管早在 2018年就提出“大零售”战略，但截至2025年上半年，零售贷款占比仅为 17.26%，远低于行业25%-30%的平均水平，较2018年的26%不升反降，对利润贡献约14.13%，远低于对公业务贡献。另一方面，中间业务发展严重不足，2025年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下滑45.15%，非息收入占比在17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郑州银行，难以形成有效盈利补充。
再次是资本消耗持续，补充压力长期存在。信贷业务的高速扩张带来了巨大的资本消耗，即便此次转债转股补充了核心一级资本，该行的资本缓冲空间仍十分有限。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成都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77%，较2024年末下降0.29个百分点，虽高于7.5%的监管底线，但缓冲空间已明显收窄，2023年该指标曾低至8.22%，在A股上市城商行“垫底”。
尤为关键的是，其核心政信业务具有周期长、利率低、资本消耗高的特点，持续的信贷投放将使资本补充成为长期任务。除转债转股外，成都银行还曾在2025年9月成功发行110亿元永续债，使资本充足率提升至14.39%，一级资本充足率升至10.52%，两项指标均创下阶段性新高。
最后是合规内控压力显现，高速扩张伴生风险。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成都银行因内控管理问题收到超720万元巨额罚单，覆盖15家分支行，暴露了其在高速扩张过程中内控体系的薄弱环节。此外，该行存贷比处于高位，每吸收 100 元存款就有近86元用于放贷，流动性调剂空间有限。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可转债转股增资为成都银行应对上述挑战赢得了时间与空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将为其信贷投放、业务转型筑牢资本基础。但长远来看，该行需在“补血”的同时，加快推进零售转型、拓展中间业务、优化负债结构，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资本压力，巩固区域龙头地位。
冲刺达标线，中小银行资本补充路径分化
成都银行并非个例，其背后是严监管背景下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一场围绕资本“生命线”的突围战正在全面展开。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信息及市场公开资料，截至2026年3月初，年内已有超过80家城商行、农商行及农信社的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其中绝大多数为增加注册资本。
从时间节奏看，监管审批明显提速。仅2026年1月4日至1月6日三天时间，就有超过30家银行的增资计划获得监管批复，涉及广西、河北、四川、新疆、江西、青海等多个省份。这种区域性“批发式”批复，反映出地方监管部门对中小银行资本达标的高度重视和整体推动。
从机构类型分布看，农村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绝对主体。在超过80家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的金融机构中，除新疆银行、青海银行、临商银行等少数城商行外，其余绝大多数均为分布在县域、乡镇的农商行及农信社。
从资本补充规模看，呈现明显分化。既有如新疆银行、湖北银行增资数十亿元的“大手笔”，也有大量注册资本微调的“精细化操作”。新疆银行注册资本由约79.06亿元一举增至122.23亿元，增资幅度超过54%；湖北银行于2月上旬完成18亿股股份发行，总股本增至94.12亿股，合计募资76.14亿元。而河北大厂农商行、广西西林农商行等机构增资额仅在数百万元级别。
资本补充的紧迫性，源于监管红线的刚性约束。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023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5%，叠加2.5%的储备资本要求，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实际需达到 7.5%。
但从行业数据来看，中小银行的资本压力尤为突出。据中国政府网数据，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87%，资本充足率为15.36%。分机构类型看，城商行资本充足率12.40%、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约9.40%-9.45%；农商行资本充足率13.20%、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约12.03%-12.30%。
可以看到，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明显低于行业平均，部分银行已逼近监管红线，例如威海银行2025年中期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为8.33%，距离监管红线仅余0.83个百分点，补充资本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值得关注的是，本轮资本补充浪潮中，工具创新成为亮点。除传统的定向增发、利润转增外，可转债转股、专项债转股以及“简易减资+同步增资”等创新模式不断涌现，资本补充渠道也日趋多元化。
除了成都银行采用的可转债转股，定增已成为当前中小银行最主流的补充方式，2026 年以来，湖北银行、雅安市商业银行等均通过定增引入国资股东，实现注册资本提升。此外，发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资本工具也成为重要补充，Wind 数据显示，2025 年银行发行 “二永债” 规模达 1.76 万亿元，超过 2024 年的 1.67 万亿元，体现资本补充渠道多元化特征。
尽管资本补充浪潮汹涌，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补血”并非银行一劳永永逸的解决方案。
在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看来，当前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面临内生增长乏力、外部融资难度较大等问题，部分银行过度依赖外源性融资，若后续盈利能力未能同步提升，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压力。未来，随着监管政策优化与行业整合加剧，资本实力较强的中小银行将抢占市场份额，而薄弱机构可能面临淘汰，中小银行需在 “补血” 的同时加快业务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来源：钛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