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鱼化工园“大洗牌”风波:到底谁错了?

2026年02月04日,19时17分49秒 国内动态 阅读 2 views 次

(来源:兴园化工园区研究院)

近日,一篇《嘉鱼化工园大洗牌:72家企业离场后,留下的如何破局?》的推文引发行业关注,文中披露:自2023年以来,嘉鱼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已有72家化工企业被强制清退关停,24家签订自愿退出协议,另有43家完成资产评估、等待后续处置。

回望2009年,这片位于长江中游南岸的土地曾承载着鄂南工业崛起的厚望。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精细化工平台,园区一度聚集百余家涂料、树脂、日化企业,累计投资超5亿元,被誉为“鄂南化工新高地”。然而,光鲜数据背后,环保设施缺位、环评手续空转、“未批先建”成风,早已埋下隐患。

如今,72家企业的黯然离场,不只是环保政策收紧的结果,更是一次对过往发展模式的清算。在这场代价高昂的“腾笼换鸟”中,地方政府、入驻企业、监管体系乃至整个区域发展战略,都站在了反思的聚光灯下:究竟是谁错了?还是,所有人都在特定情境下做出了“合理”却最终酿成困局的选择?

嘉鱼化工园“大洗牌”风波:到底谁错了?

01 高光起点

嘉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原名潘家湾畈湖工业园)始建于2009年,定位为精细化工产业承接平台,重点对接武汉城市圈及长三角、珠三角的涂料、日化等产业转移。

2010年,园区迎来首家入驻企业——武汉国力新型涂料有限公司;2012年,国内大型树脂集团江苏三木集团落子嘉鱼,投建生产基地;2013年10月,嘉泰·武昌南化工城一期开盘,200余套商铺在短短三小时内全部售罄,反映出市场对这一新兴化工商贸集散地的高度期待。

2013至2014年成为投资高峰期,截至2014年底,园区已聚集64家涂料及相关企业,覆盖水性涂料、溶剂型涂料、醇酸树脂、聚氨酯固化剂、工业防腐涂料、防水材料等多个赛道。

其中既有湖北强盛、武汉虹宇、智朋、富华等中小型企业,投资额在1400万至3700万元之间,年产能数百至数千吨;也有湖北多伦多邦、飞亿化工、郎迈新材料等大型项目,投资普遍超过2800万元,部分甚至达到6000万元,具备万吨级年产能力。整体累计投资额超5亿元,用地数百亩,一度被视为鄂南化工产业的新高地。

然而高速扩张的背后,环保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合规意识普遍薄弱。

早在2012年7月,湖北省环保厅联合市县部门现场检查就发现,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尚未建成,多家企业存在“未批先建”“未落实‘三同时’”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部分企业将冲洗废水简单沉淀后与生活污水混合外排,直排周边沟渠,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2014年6月,因群众投诉,省环保厅再度突击检查,确认包括武汉卓亿在内的8家已投产企业均未通过环保验收,未按环评要求建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生产废水无法达标排放,对金水河水质安全构成威胁。尽管环保部门多次责令停产整改、限期补办手续,但“边整改、边生产”的现象屡禁不止,园区环保风险持续累积,为日后的系统性整治埋下伏笔。

02 政策转向

真正的转折始于2015年后。国家“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长江保护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继出台,沿江化工园区成为整治重点。

嘉鱼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潘湾工业园紧邻长江支流金水河,其粗放发展模式与日益收紧的生态红线形成尖锐冲突。

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点名湖北多个化工园区,潘湾被列为省级重点整改单位;2019年,湖北省启动“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专项行动,明确要求距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原则上于2025年前完成关闭、搬迁或改造。尽管该园区未完全位于1公里红线内,但因历史遗留问题突出——污水处理设施长期缺位、环评手续普遍缺失、废气废水直排频发——被纳入“高风险园区”名单。2021年,咸宁市将其列入化工园区认定负面清单,暂停新增化工项目审批,园区发展事实上陷入停滞。

真正的“清退风暴”在2023年全面爆发。

作为“化工园区安全环保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嘉鱼县政府启动强制退出机制:对未通过安全环保验收、无合法用地手续、产能落后的企业依法关停;对具备一定合规基础但不愿或无力升级改造的企业,引导其自愿退出并给予适当补偿;对资产清晰、有转型意愿的企业,则纳入评估程序,探索转产、重组或搬迁路径。

2022年5月,湖北省涂料工业协会曾组织深入调研,呼吁企业在嘉鱼化工协会牵头下“直面问题、振奋精神、积极整改”,建议政府按“升、合、转、离”分类施策。但现实远比口号残酷。

但现实远比政策文本残酷。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202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很多人把全部身家都投了进来,说搬就搬,连固定资产都带不走。”另有知情人士透露,不少企业主已开始注销公司,甚至申请破产,“大半辈子挣的钱全砸在这里,一朝清零,心都在滴血。”

在这过程中,嘉鱼政府并非“只关不扶”。自2018年起,嘉鱼县成立“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专项战役指挥部”,累计拨付专项资金332万元,支持4家企业完成搬迁或技术改造。例如,湖北和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获得74.1万元技改补贴,用于生产线绿色升级。省、市两级均设有专项搬迁补助,嘉鱼县还将搬迁企业视同新引进项目,在土地供应、税收优惠、银行贴息、技改扶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若原厂区地块由政府收储,企业还可获得相应土地补偿。

然而多位受访企业主表示,现有补贴“杯水车薪”,搬迁与重建动辄需数千万元投入,成本仍主要由企业自行承担,转型之路举步维艰。

03 腾笼换鸟

清退风暴过后,嘉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并未陷入沉寂,而是在政策倒逼下启动了一场系统性重塑。

2025年3月22日,嘉鱼经济开发区武汉新港产业园服务中心主任陈刚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园区开展为期三年的化工安全环保专项整治,累计清退不达标生产企业42家,整改提升6家,腾退土地近2500亩,释放厂房及仓库面积约30万平方米。这一轮“腾笼换鸟”,使园区于2024年被正式认定为咸宁市唯一的省级合规化工园区。

在产业方向上,园区彻底告别过去以涂料、日化为主的粗放格局,转向对接武汉都市圈高端制造需求,锚定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用化工新材料、车用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制剂四大主导产业,明确服务于武汉“车谷—光谷—药谷”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截至2024年底,园区共有企业27家,全年完成工业产值27.98亿元,实现税收5731万元。

为支撑新产业落地,基础设施投入同步加码:近三年,园区投资4000万元建设危化品专用停车场、智慧监管平台等8个补短板项目,投资2700万元建成一级消防站,投资5300万元实施防洪排涝工程,并投入140万元升级电网系统;金融方面,协调各银行为园区企业落实信贷资金超3亿元。

招商策略亦随之调整,组建专业招商专班,推行“链式招商”,围绕电子化学品、车用新材料、生物医药制剂等细分领域精准对接。目前已成功引进贝特瑞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中德机动车拆解循环再利用等9个项目,总投资49亿元;南寻高端涂料、上海正帆电子特种气体等5个项目近期拟签约;另有正大绿色甲醇、绿凯金属等7个重点项目正在跟踪推进,预计可带动投资106亿元。

在项目建设层面,园区实行“县领导+园区领导+联企干部”三级包保责任制,推动12个在建项目加速建设,确保华科大新材料、中用二期等7个项目于2025年内投产,并计划新增规上企业5家。

面向未来,园区提出“三年产值破300亿元”目标,并制定五大行动路径:招商引资攻坚,力争每月签约项目3个以上,重点突破百亿元级龙头企业;项目建设提质,完善“园区事园区办”机制,支持现有27家企业扩产增效;园区能级提升,确保2026年6月前完成化工园区安全风险D级创建,年底前实现落后产能全部退出;智慧园区建设,实现企业生产远程“可视、可管、可控”;安全环保护航,落实“部门监管+属地管理”双重机制,完善封闭化管理体系,推进环状供水、排污管网优化等工程,确保污水、尾气稳定达标排放。

04 深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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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化工园“大洗牌”风波:到底谁错了?

嘉鱼化工园的清退风波,表面上看是一场环保风暴下的“关停潮”,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典型而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发展冲动与制度约束、地方政绩与生态安全、企业逐利与公共责任之间的长期失衡。若简单归咎于某一方“错了”,恐怕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

地方政府错了吗?可以说:方向没错,但路径错了;动机可理解,但行为有失责。

嘉鱼作为中部欠发达县,亟需产业支撑就业和财政。承接东部化工转移,在当时(2009-2014年)是国家鼓励的区域协调战略。后期整改坚决:2018年后响应“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主动清退高污染企业,守住生态底线,体现了政治担当。提供了一定补偿与帮扶:设立专项资金、协调搬迁政策、土地收储补偿等,虽不足,但并非完全“甩包袱”。

然而,其错误在于发展模式的严重失衡:在基础设施尤其是环保配套设施尚未建成、环评审批程序未完成、安全监管体系几近空白的情况下,便大规模引入化工企业,默许甚至纵容“未批先建”“边生产边整改”等违法行为。这种以牺牲制度合规为代价换取短期GDP增长的做法,虽出于发展压力,却暴露出治理能力的短板和对生态红线的漠视,最终导致风险长期累积,不得不以高昂的社会与经济成本进行系统性纠偏。

企业错了吗?可以说:部分企业有错,但更多是“被裹挟的受害者”;逐利无可厚非,但无视规则难辞其咎。

许多企业在入驻时确实受到地方政府招商承诺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合理信赖,且中小投资者普遍缺乏对政策转向的预判能力和技术升级的资本实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分企业明知环保手续不全、治污设施缺失,仍选择投产运营,将生产废水简单处理甚至直排,长期逃避环境责任。

这种“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和对公共环境的漠视,使其在法律与道德层面难辞其咎。企业的逐利本无可厚非,但市场主体必须承担起最基本的合规义务,不能将自身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公共生态与政府信用。因此,企业的“错”不在于投资本身,而在于在明知规则存在的情况下,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绕行。

值得强调的是,这场清退行动绝非对涂料产业本身的否定。恰恰相反,嘉鱼化工园至今仍保留并支持符合新标准的涂料企业。例如,山虎涂料年产1万吨粉末涂料项目已于2025年投产,其产品属于国家鼓励的低VOCs绿色涂料;武汉虹宇、武立涂料等老牌企业经整改后仍在园区正常运营;而南寻高端涂料项目作为重点引进对象,正聚焦高性能、环保型产品,即将投产。这些事实清晰表明:嘉鱼所否定的,从来不是“涂料”这一行业类别,而是那些高污染、高能耗、手续缺失、技术落后的低端产能。园区的转型逻辑,是从“有没有企业”转向“是什么样的企业”——只要具备绿色工艺、合规管理、技术先进性和产业链协同价值,即使是涂料企业,依然是园区欢迎的对象。这正印证了其“升、合、转、离”分类施策原则的真实落地:能升级的扶持,可整合的引导,愿转型的支持,该退出的清退。

因此,嘉鱼的故事不应被简化为一场“环保压倒经济”的零和博弈,而应被视为一次在国家战略牵引下,地方治理体系对发展范式的艰难校准。回望这场变革,我们应摒弃简单的道德判断——既不能指责地方政府“当初引狼入室”,也不应苛责企业“只顾赚钱不顾环保”。所有行为,都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如今的嘉鱼,正试图用“腾笼换鸟”证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终可兼得——前提是,我们学会在发展的起点就敬畏规则,而非在崩塌之后才追悔莫及。在这场重构中,地方政府需提升前瞻性治理能力,企业则需强化合规自觉与技术韧性——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下一次“清退风暴”重演于另一个产业、另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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