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美国终将明白，自己根本不够格统治全世界
中美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如果中国不够强大，还能引起美国的注意吗？美国霸权是如何在全球实施“颜色革命”，以建立忠于自己的傀儡政权？在这种霸权思想下，世界秩序还有可能走向和平吗？
7月21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前高级顾问杰弗里·萨克斯来到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参加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主持、联合底浪文化共同发起的对话。萨克斯教授以《以色列-伊朗冲突及其全球影响》为题做主题演讲，并将话题拓展到了更广义的地缘政治领域。
以下为萨克斯教授近2个小时主题演讲全文，观察者网翻译，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杰弗里·萨克斯：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欢迎与邀请。也感谢在座的各位，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度几个小时，聊聊当今世界局势。的确，虽然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以色列和伊朗，也就是中东危机，但我还是想谈得更宽泛一些，更一般性地谈谈地缘政治话题。
地缘政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各国——正处于一个非常艰难且充满风险的时期。我们深陷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因为我们身处核时代。众所周知，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但得到公开承认的是九个。这九个国家中的大多数，至少与另一个有核国家在地缘政治或外交上存在冲突。而美国和俄罗斯更是在乌克兰陷入公开冲突，因为这本质上就是一场美俄之间的战争，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因此，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全球局势，才能避免可怕的灾难。
7月21日，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张维为教授对话 观察者网我经常提到《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末日钟”。这是美国的一份刊物，创办于1947年，也就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创办者是那些自己也办期刊的原子科学家。他们想告诉世界：这实在太危险了。核武器带来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其毁灭性的威力是史无前例的。于是他们设立了这座钟，钟表指针会指向离“午夜”（象征世界末日）更近或更远的位置。钟刚设立时，指针离午夜还有七分钟。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我们离毁灭很近了，就是因为这些新武器。
那是在1947年，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当然，1949年苏联打破了这种垄断，研制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接着是1950和1960年代的英国、法国、中国。然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大约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尽管从未正式宣布）拥核，再之后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伴随着地缘政治的演变，这座钟的指针一直在来回摆动。
冷战结束时的1991年，指针曾远离午夜。苏联解体了，看起来威胁消失了，冷战结束了。美中迎来良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以及后来的叶利钦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都说：我们只想要保持良好关系，我们要重建，我们想要体面的对外关系。于是科学家们把末日钟的指针调到了离午夜还有17分钟的位置。
然而，自那以后的每一届美国总统任期都目睹了末日钟指针向午夜逼近。我不认为这是偶然。我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犯下的错误导致的。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国家——我们不用担心外敌入侵，毕竟，我们并不担心加拿大或墨西哥入侵（虽然1846年美国跟墨西哥打过一仗，但他们输了），所以这不是什么大威胁。我们还有两大洋保护，美国本该非常从容。美国在安全上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本应不难避免——你只需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就行。
但正如我所说，指针从离午夜17分钟开始调整，克林顿上台，指针移近了；小布什上台，指针移近了；奥巴马上台，指针移近了；特朗普上台，指针移近了；拜登上台，指针又移近了。现在，指针离午夜只有89秒了。从17分半钟，到只剩下不到一分半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每一届政府都在把指针拨向午夜？
当然，存在许多种解释，但我的解读聚焦于美国，更宽泛地说，是整个西方世界——我指的是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我把它们算在一起，因为它们也算英国的旁支）。在我看来，问题在于我的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对全球现实存在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已持续了三十多年。
2025年1月28日，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桑托斯（左）、普林斯顿大学机械与航天工程系荣休教授罗伯特·索科洛展示“末日钟”最新状态
张教授，您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14年前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我刚刚才有机会拜读。正如您告诉我的，您是对的，您辩赢了。但福山教授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是：西方已经胜利，历史终结了。而我对现实的基本理解则不同。
我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胜利——我们有机会摆脱核战争和对抗，有机会在全球各地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引领并展现了这一点。从1980年到2020年这四十年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这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可能性——凭借技术、教育与基础设施的发展，我们能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
顺便说一句，我是亲眼见证这一切的，因为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1年。那时的中国并不富裕。1981年的中国还很贫穷，这是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结果。在我职业生涯的这四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世界所有地方都有可能实现的。因此，尽管我要为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尽心鼓掌，并深知其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明土壤中，但我坚信这是在世界所有地区都能实现的。也许速度不同，也许不能都像中国这样成功，但我不会轻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非洲、南亚、中亚或拉丁美洲。
我认为，我们都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让贫穷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潜在现实。但显然，这还不是我们世界的实际现实。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世界可能成为的样子，然后努力去实现那个世界。
不幸的是，这并非1991年底福山教授宣布“历史终结”时美国的想法。当时美国的想法是：西方将从此领导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美国将领导世界向前进。至于其他地区是否发展，美国兴趣不大。即使它们要发展，也必须在美国的庇护下进行。换句话说，冷战结束时重要的是全球主导地位，而非合作或和平。我认为，这正是为什么世界在过去35年里持续陷入危险，且变得越来越危险。
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存在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西方主导了世界经济和政治、金融领域大约250年，大致从1750年到2000年左右。在此期间，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将这种主导地位解释为世界上固有的、理所当然的特征。它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种主导地位，有些非常极端，有些稍微温和一些，比如种族优越论、社会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宗教优越论（毕竟西方是一个基督教世界）。
无论信奉哪种理论——基因优越论也好，生物优越论也罢——这种观念都深深植根于西方世界的思想、道德、叙事、信仰、制度和政治之中。而其中有两个国家主导得最为彻底。当今世界的大多数问题，追根溯源都跟它们有关。
其一便是英国。中国与英国有着一段相当不同寻常的打交道经历，从1793年一直延续到大约二战结束。另一个就是美国，英国在西方世界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的继任者。
英国无疑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傲慢。他们将这种傲慢用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他们当时相信英国是那个“日不落帝国”。这就是所谓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时代——虽然并不那么和平，但确实是英国主导的时代。19世纪实质上是由英国主导定义的。
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场灾难性的内战——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欧洲内部，这其实就是欧洲国家间的内战。最终，英国无力再维持全球帝国，但美国在此时接手了。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统治的思维方式和制度。
大英帝国统治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主要体现，就是控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权，所以英国十分擅长我们所说的“政权更迭”操作。如果你不喜欢某国政府，那就换掉它，这是一种与外交不同的对外政策。在外交中，如果你不喜欢一个政府，你会坐下来谈判。但如果你是19世纪的英国人，你不喜欢一个政府，你会威胁它、杀掉其统治者、或者推翻它。这也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对外行动的主要模式。
美国继承了这种行动模式。我甚至可以说，是英国人教给了美国人。1953年，英美就搞了一次“联合行动”——由英国军情六处（MI6）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手推翻了伊朗政府，这间接塑造了今天的局势。1953年，伊朗本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民选政府，由摩萨台总理领导。他有个在当时非常激进的想法：伊朗土地下面的石油，应该属于伊朗人。而英国人则认为，这些石油属于英国。所以当这位民选伊朗总理说“这是我们的石油，在我们的国土之下”时，英国政府就知道必须推翻他。他们联络了美国政府，秘密策划了推翻摩萨台、扶植伊朗巴列维国王的行动，建立了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警察国家。
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195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政变推翻如果要统计一下，美国从1945年到1989年冷战结束期间所有的此类政权更迭行动……有位政治学学者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很棒的书，叫《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Covert Regime Change），她当时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的学生。她统计出美国冷战期间进行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大部分由CIA主导），以及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行动（即公开发动战争推翻别国政府）。总共70次政权更迭行动！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统治之术。它与外交背道而驰，你不需要和对方打交道，你只需要控制它、推翻它、刺杀其领导人、发动政变、操纵选举、制造骚乱来颠覆那个政权。这种事情在台面下发生了64次。“隐蔽”（covert）一词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否认自身扮演的角色，尽管当地民众都心知肚明是谁干的。所以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关于“谁是主谋”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隐晦。所有人都说是美国干的，但美国却说：“跟我们没关系。不是我们干的。那是当地自发的骚乱。”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历史是因为，这种傲慢的统治之术——本质上是一种帝国心态——正是美国从1945年到1991年的心态体现。美国人民被告知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要对抗全球共产主义。这就是当时给出的解释，尤其是针对苏联。美国指责苏联想要接管全世界，并以此为借口，试图去接管世界所有其他地方。
非常关键且有意思的是，美国拒绝让任何国家保持中立，并宣称：“如果你不站在我们这边，你就是反对我们。”因此，美国积极反对别国保持中立。这也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主张，因为很多国家说：我们不想选边站，我们想和苏联做生意，也想和美国做生意。我们没有强大的军队，我们不攻击别人，但我们也不想和任何一方的关系搞僵。美国却说：不行，这还不够。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是反对我们。
有意思的是，对于在座的学者们——这里可都是学者——如果你们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史书因为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近年来出版的书又流行起来了，书中提到一段“米洛斯对话”。这场对话发生在雅典人和米洛斯岛的领袖之间。
米洛斯人表示，“我们想跟雅典做朋友，也想跟斯巴达做朋友”。但是雅典人说：“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他们。”
米洛斯人回应，“不，我们只想保持中立，安分守己。别管我们行吗？我们喜欢你，但不想加入你的帝国，也不想加入他们（斯巴达）的帝国。”
然后雅典人蛮横地表示，“不行，你们要是中立，就会削弱我们在整个希腊域内的权威，会让雅典的所有盟友觉得我们软弱，所以你们必须臣服。否则，我们就杀光你们。”
历史上，大约公元前416年，米洛斯人果然拒绝了雅典。结果呢？雅典人入侵，杀光了米洛斯岛上的男人。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揭示的是：仅仅12年后，雅典就战败了。所以，除了带来失败以外，那份傲慢没有任何意义。还不止于此：打赢了战争的斯巴达后来也从历史上消失了。双方谁都不是赢家。战争同时耗尽了双方的元气，而希腊在下个世纪里就被马其顿入侵了。所以说，这场漫长的战争让交战双方都成为输家。
但雅典展现的傲慢，正如今天的美国。顺便提一句，那时雅典可是伟大的民主政体，但同样傲慢至极，最终吞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正因为是民主体制，他们选出了许多愚蠢的领导人，那些人非常擅长蛊惑人心，煽动民众道：“为什么不攻打叙拉古？为什么不把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毫无理智，最终令雅典一败涂地。
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形势示意图我个人的大部分工作始于1989年，那时我已经在拉丁美洲工作，然后冷战结束了。简单来说，我曾担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顾问——不是作为直接顾问，而是通过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后来，我直接担任过叶利钦总统的顾问，也当过乌克兰总统以及许多其他领导人的顾问。
我当时想，这太好了，冷战结束了，全世界都在搞市场经济，大家可以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穷国能更快地发展，缩小与富国的收入差距。富国也该帮穷国追赶上来。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安全、繁荣的世界。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那时相信，现在也依然相信：有足够的资源供所有国家得到发展。因为经济学理论里面有个马尔萨斯理论，说资源是不够分的，因此争斗不可避免，总会有人最终成为输家。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但我拒绝接受。我的理由基于经济学本身。换句话说，这不是关于道德理论，而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只要人类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比如用太阳能，而不是化石燃料），就能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有足够的资源供所有人实现发展。这就是我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
然而，美国非但没有放弃，反而强化了帝国心态。它没有把冷战结束视为建立一个平衡、公正、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良机，反而将其视为谋求霸权的契机——非常赤裸裸地认为。这成了所谓“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帮人从1991年开始，基本上掌控美国政坛至今。新保守主义者的核心思想是：只有在美国领导下，世界才会安全，因为美国是“正义的力量”，所以就该美国制定规矩，扮演世界警察，决定世界各地的事务，然后天下就太平了。
这种立场何其傲慢，这个想法本身也极其荒谬。但自1991年起，历届美国政府基本上奉行了这一套理念。我本人也算近距离见证了一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的主张是：我们应该帮俄罗斯重新站稳脚跟，帮非洲实现发展，确保全球各地消除贫困。可这些想法在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包括我那些短暂掌权的前同事们）那里，通通不被接受。他们认为这些想法太天真，有违美国利益。美国的利益就是当“全球老大”，而不是在一个共享繁荣的开放世界里搞合作。在我看来，冷战的结束甚至让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加糟糕。
顺带说一句，这对中国也很重要。冷战期间，美国所有说辞都是，“我们对抗苏联是因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你们知道，在美国语境里，“共产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够吓人的。可当俄罗斯独立并宣布自己搞“市场经济”，
关联资讯:
Rising Sun Limited增持51信用卡(02051)1300万股 每股作价0.3港元
港股异动 | 哈尔滨电气(01133)盈喜后涨超6% 预期中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10.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