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韶山：“金砖”并非一个反西方计划，而是一个后西方时代的计划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翻译/鲸生】
当地时间7月6日上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正式开幕。
这不仅仅是一次非西方国家的普通聚会，而是一份低调却清晰的宣言：一个崭新的全球体系正在持续形成。尽管面对西方世界多年来的怀疑、嘲讽并试图遏制，金砖国家机制却在不断扩大其制度影响力、全球重要性以及战略凝聚力。
如今，金砖国家拥有十个正式成员国，合作伙伴圈子日益扩大，更有超过五十个国家寻求加入。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论坛，而是在新兴的多极化世界中一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力量，也是对西方主导下全球化矛盾日益尖锐的一种结构性回应。
按名义价值计算，整个金砖国家组织加起来占全球GDP的45%以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超过50%。它代表着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更为关键的是，它掌控着全球能源储备、工业产能及关键矿产资源的巨大份额，从而处于维系全球稳定的实体经济核心位置。
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具备系统性意义。在一个实现繁荣的物质基础（如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体系）正面临威胁的世界里，金砖国家提供了一种植根于共同发展、战略自主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即主权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国际合作模式。
实体经济与系统性交换价值
与金融化的西方国家不同，金砖国家经济体仍立足于笔者称之为“系统性交换价值”的逻辑之上。这种价值指的是创造和流通社会再生产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真实的使用价值的能力。在此框架下，能源不仅仅是一种可供投机买卖的商品，也是生产力生活的基石——是价值得以创造、储存和交换的能量基础。
7月2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搭乘专机出访、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前表示，金砖国家是促进“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平台，印度希望深化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上的合作。 印度《铸币报》
在这方面，金砖国家集团拥有决定性的结构优势。俄罗斯、伊朗、巴西、阿联酋和沙特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国。中国则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电网创新和储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禀赋使金砖成员国能够将价值锚定在物质再生产上，而非依赖金融抽象化。
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价值攫取已经与实际生产脱节。始于1970年代的资本市场自由化进程，如今已演变为一种过度膨胀的金融化体制。其盈利的驱动因素不再是技术创新或生产率提升，而更多依赖于资产通胀、债务杠杆投机和股东财富增值。
美国金融模式：全球扭曲与国内空心化
过去四十年间，美国经济的转型影响深远且极具破坏性。货币资本如潮水般涌入金融资产，而非实体基础设施。企业日益将股票回购的优先级摆在固定资本投资之上。银行逐渐从向生产性企业放贷，转向充当投机平台。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经济体：顶层的金融财富不断积累，底层则陷入停滞与收入不稳定。
在国内，这导致了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萎缩的工业就业岗位以及衰败的基础设施。多数美国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家庭债务飙升，一代美国人面临着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和难以负担的医疗、住房与教育开支。在政治上，这加剧了社会分裂、民众产生幻灭，并助长了一种怀旧情绪与引爆“文化战争”。
在全球层面，其后果同样具有腐蚀性。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使美国能通过持续的贸易逆差输出波动性，从而转嫁其内部失衡。为了进入全球市场，各国被迫持有美元储备，将他们的货币政策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绑定，并暴露于资本外逃、利率冲击和美元流动性短缺的周期性风险之中。
美国已经日益依赖资本流入来支撑消费，而实体经济却在萎缩。与此同时，它还将国际金融基础设施——SWIFT系统、制裁措施、美元清算——作为地缘政治武器。这些工具越是用于胁迫别国，世界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去构建替代方案。昔日的特权如今成为了负担。
这种系统性失灵的运行逻辑，并不仅限于美国。
欧洲的经济崩解：能源、竞争力与战略迷失
西欧正面临一场性质不同但同样严峻的危机。其战后形成的发展模式——以德国工业出口、法国农业稳定和（主要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进口为支柱——已被地缘政治破裂和自身的政策混乱所瓦解。
切断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决定，令欧洲陷入了结构性能源不安全的境地。天然气价格飙升，电价高据各国前列。制造业纷纷外迁或彻底关闭。曾作为欧洲制造业脊梁的德国工业如今面临生存危机。钢铁、化工和汽车等昔日全球领先的行业，正在为维持生存苦苦挣扎。
与此同时，欧洲的绿色转型也已陷入停滞。过度依赖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过早淘汰核能与化石燃料设施、未能投资储能设施和电网韧性建设等因素，共同酿成了一场“完美风暴”，导致其能源体系异常脆弱。一场旨在转型的运动最终却变成了能源陷阱。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6日，巴西巴西利亚，卢拉出席金砖国家协调人会议开幕式 视觉中国
欧洲的应对之策——包括补贴、关税和“战略自主”的口号——本质上是被动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欧洲的地缘政治立场正变得愈发自相矛盾：它一边倡导多边主义，一边参与割裂全球贸易的制裁活动；一边宣讲规则，一边扣押他国的主权资产；一边呼吁和平，一边升级自身的军事部署。
这场危机并非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欧洲已不再拥有一致的工业或能源战略。它将安全责任外包给美国，将供应链寄托于亚洲，如今却发现自己走进了战略死胡同：依赖昂贵的美国液化天然气（LNG），被迫卷入美国主导的对华对抗，且内生增长乏力。欧洲计划中的增加军费开支举措，或许能为疲软的经济体系注入新流动性，但也将把这一大笔财富引向系统收益有限的狭窄领域。军工复合体的食利者们无疑会为此摩拳擦掌，但普通工薪家庭却难以从欧洲的军事化转向中获益。
自身免疫式的地缘政治：转嫁衰落，攻击替代方案
在此背景下，针对金砖成员国的攻击——无论是经济制裁、舆论抹黑，有时甚至是军事打击——必须认清其本质：这是一种自身免疫式反应（Autoimmune reactions）。西方国家无力解决自身内部矛盾，便将责任向外转嫁，矛头直指那些敢于探索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
西方制裁俄罗斯，不仅是因为军事行动，更因俄罗斯主张资源主权；西方孤立并打击伊朗，并非因为其核野心，而是伊朗拒绝屈从于西方的经济命令；西方遏制中国，也非因其构成意识形态威胁，而是中国成功实践了一种运转良好的替代发展模式——基于基础设施建设、长远规划和国家主导的发展道路。即便是试图保持中立的印度、巴西和南非，也遭到猜忌和施压。
这些反应暴露了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植根于战后自由主义和冷战后单极格局的西方秩序，已无力维系国内团结或全球合法性。其面临的通胀加剧、贫富悬殊、生态环境动荡与制度失灵等危机，根源皆出在内部。然而，西方的回应方式却是向外转嫁危机：惩罚他国、分裂世界、升级紧张局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打压反而加速了他们本想拖延的变革。制裁刺激了货币领域的创新，排斥催生了新的制度形式，敌意催生了团结协作。扼杀金砖国家的企图，实际上赋予了该组织更明确的目标。
金砖国家：新发展世界的战略基础设施
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两大核心战略。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改革的平台。 许多金砖成员国持续呼吁改革而非抛弃现有的国际多边机构。这包括争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更公平的投票权、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结构，以及制定支持工业发展（而非单纯自由化）的全球贸易规则。
金砖国家对美依赖程度和预计调整时间 作者自制
其次，它提供了一种保护机制。 若改革推行无望，金砖国家正在构建旨在降低依赖性的体系：使用本币进行贸易、打造彰显主权的数字平台、建立无附加条件的开发银行，并在能源、粮食和技术领域探索合作路径。其目标并非自给自足，而是追求韧性——在相互依存中实现自主。
这种转变已清晰可见。金砖新开发银行（NDB）以本地货币资助项目；俄罗斯与中国在美元体系之外开展能源贸易；沙特和阿联酋正进行多极化的金融与能源外交。就连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在探索“金砖+”合作，以摆脱债务循环和依附状态。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加入金砖，更是强化了成员国经济资源的多样性，有助于推动更有效、更平衡的成员国间贸易。
中国：多极秩序从容的中流砥柱
金砖国家组织的核心在于中国——稳健、自律且富有远见。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体量的体现，更是战略定力的成果。相比西方政治的动荡多变，中国提供了稳定性。它投资于长期基础设施建设，追求生态现代化，并通过物流、金融和数据平台促进互联互通。
中国并不要求金砖国家或“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相反，它致力于促成各方在共同目标上协调一致：发展、能源安全、科技升级和多极合作。中国代表的不是霸权式力量，而是一种引力中心——能够凝聚多元化的伙伴，同时避免陷入相互敌视。
金砖的未来与全球化的反省
西方主导全球化的时代已然终结，留下的是一段充满不确定性与变动的转型期；其特征是系统性不稳定、地缘政治重组以及对新制度形式的探索。
金砖国家组织并非一个反西方的计划，而是一个后西方时代的计划。它代表着一种集体努力：旨在重获主权、建设实体经济，并依据当代现实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是合作与相互赋权的工具，而非施加依附关系与附加条件。
对西方而言，金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西方可以敌视、傲慢（这是他们当前的默认反应）地看待金砖，也可以选择内省改革。但选择的空间正在收窄。世界不会等待西方自我疗愈。金砖之所以代表未来，并非因为它试图取代西方，而是因为它已在脚踏实地推进西方力所不及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大多数，在能源、基础设施和相互依存的现实世界中，创建切实可行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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