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学说的争论：国家能力及演绎逻辑｜《财经》随笔
作者 | 邓宇
“大分流”既非“偶然”也不一定是“必然”。随着全球史研究的时空范畴、样本数据等得以拓展，超越“大分流”学说的比较研究逐渐兴起，将有助于弥补跨学科研究的“鸿沟”
究竟为何会出现国家“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大分流”发生的逻辑是历史的“偶然”抑或“必然”？如何理解国家“大分流”背后的复杂原因？
美国历史学者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专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比较分析了欧洲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认为是19世纪欧洲国家工业化推动了西欧中心支配地位的形成，而东西方的发展拉开差距是因为两个偶然因素：一是英格兰的煤矿；二是美洲新大陆（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开发。
荷兰世界经济史学者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在其专著《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中重新审视了那一段历史，透过大量的史料、理论观念的对比分析，将两国的政府执政能力、财政激励、人事等多个维度纳入分析模型，剖析工业化起步阶段中英两国“大分流”的动因，讨论了东西方工业化革命启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商品化生产的发展逻辑。皮尔·弗里斯认为，在世界史中，观点太多，而依据的事实却太少。本书着重关注三个问题：首先是两国可用的实际资源；其次是两国的制度和组织架构及其效率与效果；最后是两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背后隐含的经济思想。
两位历史学者彭慕兰和皮尔·弗里斯关于“大分流”的讨论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推动“大分流”学说走向深化。美国学者王国斌（R. Bin Wong）和罗森塔尔（Jean Laurent Rosenthal）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同样拓展了“大分流”的研究。
“大分流”背后的国家工业化进程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这本书对于涉及的诸多参考资料、文献进行了深度解读，并且在东西方文明的世界史范畴讨论两国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动力、机制以及结果，这样的观念超出了一般的“二元论”。正是本书所秉持的批判性立场，使我们对于英国革命时期和清政府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有了新的发现，并启发着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语境、政治体系、文化以及社会观念。
本书认为，相较而言，当时的中国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较为富裕的经济以及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优势，政府发动工业化的动机、观念以及紧迫性并不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思维左右了执政者对于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知和接纳。
皮尔·弗里斯认为，历史上的英国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而英国政府认识到，要比与之竞争的那些国家更高效和富足。英国工业革命并非单纯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时制度和思想变革发挥积极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工业革命是东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岭，但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欧洲并不比中国等亚洲国家具有内生的经济优势。之所以出现“大分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面临的人口和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传统的经济生产模式很难适应。早期的英国政府和清朝政府对于工业化的认知从一开始便存有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殖民战争、大航海、贸易的加快启动而凸显。
皮尔·弗里斯认为，当时的中国与英国的分流带有增长方式的根本差异，清朝政府为了良好的统治秩序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变革，也未能采取激励商业文明发展的政策，无力支持工业化进程。皮尔·弗里斯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乃至广义的经济革命，都与创新或“破坏性创新”有极大关联，是创新让英国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实现了经济起飞。当时的清朝政府难以摆脱“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长期束缚，且因税收缺乏、无力调控白银市场，调动资源的组织能力和金融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彼时的清朝政府尚且还积淀了一定的国力基础，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难以启动变革。以上可知，中英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分流”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
东西方“大分流”的多元叙事逻辑
长期以来，西方的“大分流”学说一味将东方专制主义和国家制度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因素，片面地认为当时的清政府在经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的稳定等缺乏国家能力。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潮成为主流，并且将闭关锁国和故步自封的“帽子”扣在清政府头上，却不可避免造成对清政府官员、执政者以及精英阶层的误读。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固化，而是试图从不同时期、不同执政者以及国家所处的阶段进行比较分析，重新评估清政府的官僚体系、财税政策、军事与人事等。
工业革命初期，“大分流”仍比较缓慢，但随着工业革命加快启动，“大分流”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英国和西欧国家开始崛起，而晚清时期的中国则开始落后。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汲取能力的差异。按照王绍光的研究数据，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1688年-1815年英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15倍，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显然，后期清朝的财力资源已经有限。
作者认为，东西方的发展方式和水平直到18世纪末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带有本土色彩，无论是早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德国、日本等开启的工业化革命，国家能力和政府行为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如作者在结论部分所指出的，在英国经济起飞中居功至伟的经济部门，政府扮演的角色都极为重要，没有重商主义的干预，英国的海外出口以及现代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政府的政策带有实质性的影响。而当时中国的工业化并未启动正是基于政府的动机缺乏，客观的条件和执政思维注定无法点燃激活工业革命的火种。但是，西方崛起除了工业革命，强制的殖民战争和“门户开放”政策也有深远影响，一方面从殖民地获取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农产品，推动工业化；另一方面打造殖民地贸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资源创造产值。据不完全统计，1757年-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从印度攫取的财富达10亿英镑；英国海外投资从1850年的2亿英镑增加到1870年的14亿英镑。
作者围绕两国的财政收入、货币、税收、人事、军事、经济政策、帝国统治、国家建设等作了全方位比较。英国以及西欧诸国工业化的初衷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启动本身就带有一种掠夺性的特质，不断的侵略和战争造就了英帝国源源不断的外部市场，催生了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自由贸易与统一体系为英帝国的富强崛起提供了源动力。清政府不透明的财政收入体系，以及植根于东方文明的农耕文化，并没有产生对外贸易、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化流通的土壤，后期衰落的体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及外部的侵略更加剧了工业化发展的困境，并且腐败问题滋生蔓延。
和文凯在《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书中提出类似观点，清末时期的中国在财政制度设计上缺乏必备的社会经济条件，未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引发了经济秩序混乱。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从农业模式解释“大分流”的沿革，提出中英历史上存在“农牧结合VS单一型的小农经济”“内卷型小农经济的商品化VS英美模式的新市场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农业模式。
变革创新决定“大分流”的走向
国家能力在“大分流”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国家、经济与大分流》从八个层面解释两国的国家能力、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而这正是影响其工业化进程最为重要的因素。以往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落后，并且将封建主义的标签贴在当时的社会语境，未能意识到在同一时期的西欧同样存在的问题。英国的体制不同之处在于其追求商业、贸易自由和海外市场，通过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解决财政困难、税收下滑的问题，摆脱危机是执政者的最重要的目标，工业化革命只是一种从被迫到追逐利润的最优选择。在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危机后，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洋务运动”，发展工业和商业，然而时不我待，传统的体制束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微弱力量”并不能撼动整个国家，一连串的危机斩断了工业革命的可能性。但是，晚清时期开启的工业化在客观上建立起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留下了一些工业遗产。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皮尔·弗里斯也有相似观点：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背后是国家机制，是两个不同国家机制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发展后果。彭慕兰的“偶然”难以解释为何“大分流”出现工业革命时期，而英国也并非具有“内生”优势，之所以外部环境包括战争等外力因素具有重要影响。2001年中国“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国家能力大幅提升。马德斌在专著《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中，从反映国家能力的财政金融等视角出发，对中西出现“大分流”的发生原因和演变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
彭慕兰认为，欧洲在19世纪与旧大陆的分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煤炭资源分布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新世界的发现。彭慕兰将“大分流”的原因主要归结于西方偶然的“天赋幸运”和地理因素，而不是传统的社会、制度、思想影响，颇具争议。皮尔·弗里斯却有不同的观点，制度是决定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显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在历史变革的特殊时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其背后既存在历史、制度、经济以及社会条件等客观因素，也有思维理念和认知观念的主观因素。
皮尔·弗里斯指出，清朝拥有更少的资源，组织更为低效和薄弱，更不重视创新，这些因素极大地降低了清朝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可能性。东西方“大分流”的表征是工业化和科技水平，但内核仍主要体现在制度、文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而这恰恰是彭慕兰著述所忽略的部分。
再看东西“大分流”的现实变局
皮尔·弗里斯认为，世界经济史不是赛马，看谁先冲过“现代经济增长”的终点。现代经济增长作为第一个案例在英国实现时，只是一个结果，而非目标。彭慕兰认为自己撰写的《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出于篇幅考虑仅仅指出了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没有太多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芝加哥大学学者赵鼎新对彭慕兰的大分流研究提出了质疑，即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和英格兰经济上的某种相似性仅是表象，未能把握大分流背后迥异的制度逻辑。皮尔·弗里斯提出，国家及其政策在世界各国走向不同的增长与发展路径时发挥的作用。印度裔学者阿图尔·科利认为，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世界秩序变迁，东西方有可能再次出现“大分流”。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国家能力？王绍光在《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书中重新强调了国家能力强弱对大分流的重要影响，在分析欧洲崛起国的竞争时认为，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内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对外主要用于掠夺海外资源、打开海外市场以及培养管理人才。郑永年在出版的《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提出了“大分流”和“大汇流”的概念，前者与皮尔·弗里斯、彭慕兰的“大分流”学说的历史时期相同，后者主要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维度，追溯至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西方和现代性的汇合趋势。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大汇流”主要是中国开始工业化和现代化，最终融入全球化发展大潮。纵览当今世界，欧美模式已显颓势，即民主制度失灵，经济长期停滞，科技创新受挫。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背后或是“先发优势”逐渐丧失，不能完全适应百年变局，应对危机的国家能力逐渐下降。
百年变局，讨论“大分流”具有现实意义。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17世纪-19世纪的清朝政府与英国对待危机采取的迥异的态度一样，在“闭关锁国”和贸易自由化的思想斗争中，国家能力和决策产生了分流，而这种分流最终引发了两国的战争。“大分流”反转的迹象显现。比较来看，虽然以彭慕兰和皮尔·弗里斯为代表的“大分流”学说存在局限性，但“大分流”学说本身的贡献却颇多。
《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作者马德斌认为，“大分流”无法解释全部问题，但带动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关于“大分流”形成的原因从最初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慢慢讨论到了文化、制度和法律，时间跨度上也从18世纪延伸到了更长的历史维度。
总的来说，“大分流”既非“偶然”也不一定是“必然”。随着全球史研究的时空范畴、样本数据等得以拓展，超越“大分流”学说的比较研究逐渐兴起，将有助于弥补跨学科研究的“鸿沟”。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