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75人落马！免职22天就被查，城投老总怎么成了最危险的一把手？
（来源：券研社）
9月12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挂出一条简短通报：重庆渝富控股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谢文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通报很短，信息量很大。
渝富控股是重庆市属核心国资平台，总资产超5000亿元，是地方国资改革的试点标杆。而谢文辉在8月21日才刚被免去董事长职务——从免职到被查，间隔仅22天。
这不是今年城投圈的第一颗雷，也绝不会是最后一颗。
从杭州到成都，从武汉到重庆，2026年开年至今，城投与地方国资平台的“一把手”们接连落马。在职的被查，离任的倒查，退休多年的照样跑不掉。
曾经手握工程、土地、资金三大实权，被视作“体制内香饽饽”的城投老总，正在悄无声息地变成最高危的岗位之一。
一、半年75人落马，董事长占四成，“一把手”成反腐靶心
据企业预警通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75家发债城投平台的高管被调查，其中30人身居董事长之位——11名在职，19名已离任。换句话说，每两个半落马的城投高管里，就有一个是“一把手”。
更值得关注的是，75人中超过半数是离任后被查。“退休不等于安全着陆”，在城投圈已经成了共识。
最具戏剧性的当属重庆的谢文辉。
这位重庆大学精密仪器专业出身的硕士，最早在工商银行写代码、做系统开发，2007年跳槽到重庆农商行，从科技条线一路做到行长——41岁就当上了行长，后来更是坐到了党委书记、董事长的位置，掌舵这家万亿级农商行整整17年。
2024年10月，他转任渝富控股董事长，从金融圈跨界国资运营，当时还被视作“委以重任”。谁也没想到，不到两年就栽了。
有意思的是，谢文辉被查之前，他昔日分管对公信贷的核心副手、重庆农商行原副行长舒静，早已在2024年3月落马，2025年7月一审数罪并罚获刑16年。副手先“进去”，一把手随后跟上——这个剧情，金融圈不陌生。
至于谢文辉的问题出在农商行时期还是渝富阶段，坊间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审计的探针已经从传统基建城投，扎进了资本运营类国资平台。
上海滩的“老城建”蒋曙杰，把“长期潜伏”演绎到了极致。
2026年3月17日，上海城投原董事长蒋曙杰被提起公诉。检方指控他的贪腐时间跨度从2003年一直持续到2025年，整整22年。
从上海第二建筑公司总经理，到住建委副主任，再到上海城投一把手，他的岗位换了好几个，权钱交易的节奏却没停过：工程项目承接、项目推进协调，都是他变现权力的筹码。
中纪委通报里直指他“十八大后乃至二十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不仅收礼金、消费卡，还低价购房、让他人出钱装修房屋，最终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通报还披露了一个细节：他在培训期间违规饮酒，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如果说蒋曙杰是“长线操作”，内蒙古的王波就是“量级惊人”。
2025年10月，曾兼任赤峰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波一审被判死缓，受贿金额高达4.49亿元。
法院查明，从2003年到2024年，21年间他利用从赤峰副市长到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多个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调整上谋利。最讽刺的是，被查前一个月他还在捞钱。
最终，他落得个“死缓减为无期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下场——这在省部级官员的判决中也属罕见。
再看看其他“落马”名单：
杭州城投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红良，2026年3月30日被查——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城投已经是“一年栽一个一把手”的节奏，他的前任冯国明同样被查。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董事长王科，4月24日被查——更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也是“前腐后继”，王科的前任钟红卫早已落马。
武汉城投原董事长金国发，4月26日被查，被查时已是离任状态。
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副总经理宋博文，8月19日被通报。
从东部省会到西部直辖市，从市级大平台到区级小城投，反腐风暴正在全域扫过。
甚至连招标这种“细分环节”都在深挖：湖南益阳资阳区城投原总经理匡春梅，和招标代理公司串通“量身定制”招标条件，靠工程捞好处。兰州七里河区原城投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世坚，明知项目没手续还违规签协议，收了八年礼品礼金，最终难逃纪法处理。
二、为什么是城投老总？三重压力下的“爆雷期”
以前城投老总是圈内公认的“好位子”：手里有工程发包权、土地出让权、资金调度权，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工具箱”，风光无限。
但短短几年，形势彻底反转。从“扩规模、冲增量”的宽松时代，进入“化债务、盘存量”的收紧周期，多重压力集中爆发，城投老总自然站在了风口浪尖。
第一重：项目交付集中炸锅，外行硬干内行的活
过去城投的主业是修桥铺路、土地整理、搞融资，盖房子卖房子从来不是主业。但房企调整这几年，民营房企拿地大幅收缩，城投成了土地市场的“托底侠”。
CRIC数据显示，2022到2024年，城投涉宅用地拿地占比连续三年超50%，2024年更是冲到64%的历史高点。市场上成交的宅地，三分之二都是城投自己买走的。
地是托下来了，麻烦也跟着来了。
明源地产研究院曾讲过一个典型案例：一家只有百来号人的地方城投，突然要接手上万套住宅的集中交付。这帮干惯了基建的人，既没住宅开发经验，也不懂品控、客诉、物业交接，只能硬着头皮上。工程整改、验收结算、业主投诉堆成山，经营压力直接拉满。
更要命的是，现在正好是当年托底拿地的项目集中交付期。截至目前，城投在30个重点城市未开工地块超4200宗、累计总建面超3.6亿平方米，其中徐州、重庆、长沙三个城市的未开工面积都超过4000万平方米。
工程结算要复盘、招投标要重审、签证变更要核查、成本核算要穿透，项目收尾的窗口，恰恰就是工程链条问题暴露、追责启动的高发期。
第二重：资产处置倒逼翻旧账，每笔投资都要“秋后算账”
为了化解债务，各地城投都在盘活存量资产，土地、物业、股权纷纷拿出来评估、挂牌、转让。
但这些资产很多是早年市场上行期买的，当时基于高收益预期定价，合作模式也粗放。现在市场下行，一重新评估，问题全出来了：当年是不是高价拿地？有没有低价处置国资？合作方有没有利益输送？
资产处置不再是简单的“卖东西换钱”，而是对历年投资决策的全面审计倒查。早年拍板的人，哪怕已经调走、退休，只要项目出了问题，照样要追回来。这也是为什么离任高管被查的比例这么高——账翻到哪，人就查到哪。
第三重：融资审计穿透到底，藏不住的“暗箱操作”
过去城投融资的路子野：银行贷款、发债券、非标、融资租赁，各种渠道五花八门，借新还旧是常规操作，中间的中介费、通道费、担保猫腻不少。
现在不一样了。
2026年以来，融资端的穿透式审计全面收紧。沪深交易所给城投发债划了“三道红线”——业内俗称为：ROA不低于1%、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12个月内无重大资产重组。审核重心从看“主体身份”转向看“真实现金流”，一层层穿透下去，以前靠借新还旧掩盖的乱象，现在全暴露在阳光下。
有机构统计，三道红线落地后，仅约两成新发城投债满足审核要求。这个淘汰率，比考公务员还残酷。
与此同时，非标融资持续收缩，通道业务被清退，就连“城投+基金+CVC”的结构化融资路子也被收窄。核查范围覆盖融资必要性、交易对手、中介机构、资金用途、偿债来源。
化债攻坚期，融资合规是红线，踩线就追责。
三、万亿存量资产出清，城投的下半场怎么走？
高管密集落马的背后，是整个城投行业的深度转型：从粗放扩张的“举债搞建设”，转向存量盘活的“经营城市”。
在债务化解和项目收尾的双重驱动下，城投沉淀了十几年的土地、物业、债权正在加速流入市场，成了不良资产行业最大的新增供给。和传统房企不良不一样，城投资产绑定着地方政策、国资规则和历史协议，处置起来复杂得多，主要分三类：
第一类：土地与地产资产——体量最大，坑也最多
这几年城投托底拿的住宅地块、旧改项目、配套开发资产，现在集中进入交付和去化周期。
但尴尬的是，城投拿了地，开发速度却一年比一年慢。大量地块要么闲置，要么开发滞后、去化疲软，再叠加多重抵押、合作开发、代建回购这些历史问题，资产估值一团乱，成了资管机构最头疼也最关注的标的。
第二类：经营性物业——盘活需求最强，现金流最差
城投体系里沉淀了海量的重资产：产业园区、写字楼、商业综合体、酒店、文旅景区、停车场，样样都是大钱砸出来的。
但这类资产普遍是“重投入、弱运营”，出租率上不去，现金流跟不上，很多连利息都覆盖不了。说是资产，其实常年在“吸血”。
各地已经开始行动了。今年2月重庆启动千亿级国资盘活“4241”行动计划——聚焦“两非”“两资”、经营类物业、金融类和资源类4大领域，计划投200亿元撬动400亿元社会资本，盘活超千亿低效资产。仅2026年一年，全市目标盘活账面值400亿元、回收资金200亿元。
第三类：债权与金融资产——处置空间最大，水也最深
这么多年投融资做下来，城投账上堆了大量债权：对外借款、担保代偿形成的应收款，还有投的非标、信托这些金融产品。
化债周期里，大量存量债务进入展期、置换、降息、重组，其中已经逾期、代偿的部分，就成了银行、信托手里的风险债权。据市场估算，截至2025年末，城投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仍在5万亿元左右。
这类资产大多没足值抵押，底层尽调链条长，历史问题多，但折价空间也大，博弈和处置的想象空间很足。
说到底，现在城投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刮骨疗毒”：
以前靠规模扩张掩盖问题，现在靠穿透审计暴露风险；以前一把手说了算，现在决策可追溯、责任终身追。
对于城投老总们来说，野蛮生长的红利期结束了，高危期才刚刚开始。
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高管落马只是阵痛。当存量资产盘清、债务风险出清、运营机制理顺，城投才能真正从“融资平台”转向“城市运营商”。
只是这个转型的代价，注定要由很多人来买单。
而眼下，这场风暴还远没到停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