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钉需要革命派还是改良派?

2026年06月07日,19时44分34秒 科技新知 阅读 2 views 次

文 | 超聚焦

1975年,柯达工程师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公司高层却选择将它锁进保险柜,只因胶卷业务才是公司现金牛。

三十年后,柯达被数码浪潮吞没黯然破产,同一时期的苹果公司,在2007年推出iPhone,彻底杀死了自家的iPod业务,也筑起了一个新的帝国。

企业的兴衰可能就在一念之间,做温和的改良派,还是激进的革命派,这是一个问题。

6月4日,钉钉内网出现了一篇署名“滕雅辛”的7.5万字长文《置身钉内》,105页、八章结构、大量文学隐喻,以近乎全景式的笔触记录了一个AI项目,从2025年4月孕育到最终收缩的全过程。

作者是钉钉悟空事业部的一位AI产品经理,2025年入职后加入核心保密项目ONE,这个被定义为“钉钉面向AI时代打造的、以Agent驱动的工作信息流”的产品,目标是让用户从“人找事”变成“事找人”,成为钉钉在AI时代的“新首页”。

然而,从2025年8月发布到最终收缩拆分并入悟空,ONE的核心生命周期不过短短十个月左右。

项目巅峰时期的DAU约300万,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AI初创产品中都算不错,但对于一个背负着“钉钉AI新首页”使命的旗舰项目而言,显然低于预期。最终,ONE走向收缩,团队与资源全面迁移至“悟空Agent”。

这十个月里具体发生了恐怕没人能说清,但作者在文末总结称: 不能把问题归结为“团队不努力”,恰恰相反,很多问题发生在一种过度努力之中,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

无法回避的问题

ONE项目从一开始就背负了太多使命。

用户层面,希望解决钉钉内工作信息过于分散的痛点,让用户少一点遗漏、少一点翻找;产品层面,需要为钉钉打造一个AI时代的新入口,向外展示钉钉的AI能力;组织层面,承载着凝聚团队士气、重塑钉钉形象的功能;商业层面,还要为AI能力寻找可规模化的落地场景,实现用户、产品和集团的三方共赢。

一个产品,同时背负用户价值、AI叙事、组织证明和商业化预期四重目标,每一重目标都有其正当性,但当它们被捆绑在同一个交付周期内,问题就出现了。

长文中提到,在开发运营过程中,产品定位始终摇摆,在管理者需求与普通员工需求之间难以平衡,在发信方与收信方之间难以取舍,定位的模糊直接传导到设计和迭代节奏上。

项目受“每日一包”的高压迭代机制驱动,团队只能优先交付看得见的表面功能,底层基建长期缺位,产品不断调整方向,最终在不断转向中消耗了最初的势能。

另一位前钉钉员工“陈明”在评论这篇文章时也给出了相似的观察:“很多时候做事情的发心太多了,目的不纯粹,导致动作、节奏完全变形。有时候对新生事物的期望太高了,上来就要ALL IN,就要颠覆。新生事物的成长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ONE项目还在产品设计的逻辑上触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命题:效率背后的权力分配。

长文作者表达了自己的判断:工作产品里的“看见”从来都不是中性的。看见一条消息,可能意味着已读;看见一个待办,可能意味着责任;看见一场会议,可能意味着准备。

ONE的核心设计理念是让AI主动汇总工作信息,替用户发现、整理和推进工作。AI把一件事情提前端到用户面前,不能只计算阅读效率,还要计算责任成本。

这个判断击中了AI办公产品的根本困境。

钉钉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一个未解的结构性矛盾:付费方是企业管理层,核心需求是管控;使用者是普通员工,核心需求是自主空间和工作的灵活性,二者存在天然的张力。

这是一个从产品基因里就携带的矛盾,而非某个团队或某个项目阶段能够解决的。

AI“主动服务”的逻辑,在这种结构下会被导向哪个方向?系统通过算法判断“重要信息”并优先推送,这个“重要”是站在员工的角度,还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AI帮用户减负的善意,是否会在实际运行中变成帮管理者加强触达的工具?

这些问题,ONE项目没有来得及回答。但从它可以提供的线索来看,当“事找人”变为现实,那些被算法推送到面前的待办事项,究竟是在提醒员工,还是在向员工传递“你必须完成”的责任压力,其边界并不清晰。

换帅背后的战略选择

从叶军到无招,钉钉经历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转型。

叶军时代的方向是“改良式”的。2022年3月钉钉正式启动商业化,叶军将核心指标从DAU转向收入与活跃企业数,确立了“PaaS First, Partner First”的开放生态战略。

到2025财年,钉钉订阅收入超过30亿元,ARR突破2亿美元,用户规模从3亿增长到7亿,企业组织从1500万增长到2500万。

这条路的逻辑是在现有架构上做优化,用时间换取空间。但“改良”同样面临天花板。功能性驱动的模式在AI时代似乎显得慢了一些。

无招归来后转向了革命之路。他将钉钉从一个功能导向的协同工具,变身为“AI原生产品”,架设了Agent OS智能操作系统,以AI智能体为主体核心,能够主动理解企业意图并自主执行任务。

同时他对管理纪律的变得更加严苛,凤凰网科技报道称,钉钉午休压缩到45分钟,全员9点就要到岗,21点开晚会复盘,半年内团队从1900余人流失至约1600。

2025年12月一口气发布20多款AI产品,2026年3月推出企业级AI原生工作平台“悟空”,钉钉所在的事业群正式更名为“悟空事业部”。

《置身钉内》中有一段关于面试的细节颇为耐人寻味:作者面试时被告知需要完成一项“大作业”——把6个以上的家人拉到钉钉,建一个族谱组织。入职后,试用期的考核标准之一是把一个企业服务到V6 1000分,这是全平台不足2%的企业才能达到的级别。

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一种组织文化的轮廓:用高强度、高标准的“服从性测试”来筛选和训练团队成员,使其适应企业的工作节奏和文化规范。

在某个特定阶段,这种方式是高效的它保证了组织纪律和执行速度。

但当这种测试性压力渗透到产品研发的每一个环节,就可能产生一个代价:员工的精力从“做好产品”转移到了“完成流程”和“不犯错”,创造力在层层审批和密集汇报中被消磨殆尽。

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战略问题:当一家企业面临技术周期切换的压力,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是一位能够发动全面变革的“革命派”,还是一位懂得在存量基础上循序渐进推进改良的“改良派”?

答案或许并不像“二选一”那么简单。但ONE项目的经验表明,急于证明自己的革命姿态,如果缺少对组织承受力的审慎考量,可能会带来高昂的内部消耗成本。

一次自我审视

中国的商业史上,并不缺少“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对照样本。

1993年,郭士纳接手濒临崩溃的IBM时,没有选择将公司拆分成独立小企业分拆出售的方案,而是力排众议保留了IBM的整体架构,从运营利润入手,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重建基础能力,最终将IBM带出泥潭。

他没有一上台就喊“颠覆一切”,而是花十年时间完成了从硬件公司到服务与解决方案巨头的转型。“改良派”的耐心,同样可以创造历史。

同样是在1990年代,金山软件面对微软Office的降维打击,创始人求伯君将自己关在深圳蔡屋围酒店的房间里14个月,写出12.2万行代码,以一己之力维护WPS的生命线。

但金山真正走出困境,是在雷军接棒后用了近二十年时间,通过稳扎稳打的产品迭代和差异化竞争才实现的。

两家公司,一个选择在巨变中保持战略定力,一个选择在绝境中持守理想。回望历史,很难简单判定哪一种路径更优。

当下的钉钉,正站在类似的路口。它拥有超过7亿用户、约2600万企业组织,在中国协同办公市场中占据32.7%的份额,位居行业首位,但这个位置并不安全。

飞书以约1200万用户实现了接近钉钉30亿元量级的订阅收入,货币化效率远超钉钉。钉钉的B端AI转型尚未跑出清晰模式,而另一端的C端用户对钉钉的认同感始终薄弱。

《置身钉内》的出现,与其说是一次对无招个人的指责,不如说是一次对钉钉转型路径的集体审视。一篇7.5万字的内部反思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本身就说明它说中了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鲁迅先生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对钉钉而言,它已经意识到了转型的紧迫,问题是究竟该走哪一条路,是用革命式的壮士断腕推行全面变革,还是用改良式的渐进修修补补逐步推进?

这不仅是钉钉的考题,也是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在AI时代的共同命题。

(来源: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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