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隆至：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喊“反战”一边接受右翼史观？这得从东京审判说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石田隆至】
奉行和平宪法的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不少人这样认为。即便高市早苗首相发表了关于“台湾有事”的言论，人们也往往认为，好战的只是一部分右翼政治家，而日本普通民众是渴望和平的。
因此，当看到日本社会接连出现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战争犯罪的描述不断被删减、甚至歪曲时，人们自然会感到疑惑：“如果日本真的是和平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然而，这场审判在审理裁决罪行的同时，也成为滋生扭曲侵略历史的右翼言论的起点。严厉审判战争犯罪的初衷，本是为了反省侵略、防止重蹈覆辙。那么，为何其反而催生了歪曲侵略历史的言论呢？
东京审判中的被告席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在审视东京审判“功与过”两方面的基础上，回顾日本战后的历史。只有这样，看似“和平国家”日本的另一面才会清晰地浮现出来。
在日本，民众对东京审判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不仅在历史学界，国际法学界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关于其“功与过”的讨论已趋于形成定论。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依法追究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者个人的责任，即以侵略罪（A级罪行）作出裁决，为防止侵略战争重演做出了有实效性的重要贡献。此外，法庭通过公开审理，揭露了战争犯罪的残酷性、反人类性，也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这些法律上的进步，在东京审判结束后，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的缔结和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2002年7月）等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然而，如果仅从以上角度，很难发现东京审判为何会成为右翼歪曲侵略历史言论的契机。事实上，东京审判也确实遗留了不少严重问题。
第一，未能起诉极其重大的战争罪犯。作为国家元首并拥有军队统率权的昭和天皇，在开庭前就因美国的政治判断而被免于追究。曾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强征中国人服劳役的担当大臣岸信介，虽被指定为A级战犯并逮捕，但最终未被起诉。岸信介获释后不到十年便出任首相，强行推进重新武装、敌视中国以及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等政策，彻底暴露了其军国主义者的本性。
岸信介（1896年11月13日—1987年8月7日）是日本第56任、57任内阁总理大臣，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之一，原名佐藤信介，战后在美国庇护下获释并重返政坛，其外孙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此外，与军部合力推进侵略战争的财阀及极右团体的负责人也未被追责。在负有重大责任的战争发动者都能被免于追究的情况下，东京审判自然难以成为普通国民审视自身战争责任的契机。于是，普通民众的“反对战争”仅仅沦为一种抽象的理念，并非源于对自身错误的深刻反省。也正因如此，战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反战”意识却能轻易地与右翼历史观共存。
第二，原本计划继续开庭审理的许多重大战争犯罪，最终并未受到审理，审判便宣告结束。例如，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的审理，曾给那些因战时信息管制而不知真相的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冲击。然而，对于细菌战和化学战，尽管国际检察团已在中国各地收集了证据，却因美国的方针，在开庭前便被决定不予起诉。
至于“三光作战”以及国内外的大规模强征与强制战俘劳动（实质上是奴役）等犯罪，其规模远超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却几乎未成为审判的对象。有组织的性暴力犯罪也同样被搁置。此外，对于殖民统治，东京法庭甚至连审判它的法律依据都未曾探讨过。
大多数军人和军队雇员都或多或少参与这些战争犯罪，但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便度过了战后岁月。与此同时，后方的普通国民在战后也基本不了解日本加害的实情。正因为长期处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即便接触到那些否认或模糊日本侵略及战争犯罪的言论，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占领南京的日本宪兵强迫中国男孩向他们行持枪礼
那么，依法审判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充分且恣意呢？原因在于，这场审判虽为“国际刑事审判”，同时却深受美国一国意向的左右，并在冷战进程中日益被工具化。
不过，彼时的日本并未因此公开表现出对东京审判或美国的强烈批判与不满。反之，充满“已厌烦战争”意识的战后社会，对GHQ（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占领统治，尤其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抱有一定程度的欢迎。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社会也认识到，为了重返国际社会，必须与盟国、尤其是美国进行战后和解。于是，由少数战争决策者等承担战败责任是一种不得已的“牺牲”——成为社会共识，并由此消极地接受了东京审判。
这种作为“祓除”（在日语中原本指神道教的一种“净化仪式”，用于去除污秽、罪孽或灾祸。在这段话里，它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比喻，意思是：日本社会把接受东京审判所认定的侵略责任，当作一种“走形式”的、违心的“净化仪式”——仿佛只要走过这个“仪式”，罪过就被洗干净了，就可以翻篇了）而违背本意接受的侵略责任，随着占领结束、时间流逝、以及历史语境而逐渐淡化，最终为右翼主张“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不公正的审判”的论调提供了容身之地。
由于战犯和战争犯罪未被充分追究责任，对于日本社会而言，反而成为一种“成功经验”。因为只要对国际社会承认最低限度的侵略战争责任，并协助美国推动冷战战略，日本便能在几乎不进行战争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完成“战后处理”，从而重返国际社会。
而日本之所以能够积极参与美国对中苏的遏制政策，也表明：当它以不同的形式对曾经侵略过的国家再次实施侵略行为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政治或社会上的内在冲突。
也就是说，东京审判虽在一定程度上裁决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战争犯罪，但并没有成为促使其与军国主义全面决裂，并作为不再重蹈覆辙的新生国家重新出发的决定性契机。
日本既没有主动向亚洲各国阐明侵略战争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当然也没有意识到自身应负的责任。它并没有主动与导致侵略战争的战前思想、制度、体质（日文“体質”一词，在此指组织、社会或国家的内在特性、思维模式与运作惯性）进行决裂，并自主选择和平宪法与和平国家。战前与战后之间，与其说是断裂的关系，不如说无意识的或有意识的延续性更多。而东京审判在战后处理上的不彻底，恰恰加速了这一状况。正因如此，日本对中苏的蔑视甚至敌视，以及视为威胁的论调，在冷战伊始便早早地再次浮现。
1960年的反日美安保条约斗争，虽然是战后最大的反战和平运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不希望被卷入美国主导的战争”这一消极动机的支撑——很难说这是“决不再侵略亚洲”这一主体性的展现。当政府强行通过修订的安保条约后，人们的关注点迅速被引向了经济高速增长。那些被释放或免于追究的战争决策者相继恢复权力，并明里暗里参与构建回归战前的社会体制活动中。
1960年6月18日，日本抗议者包围国会议事堂示威。维基百科
众多职业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