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怀念一位早已被市场遗忘的老人家？
“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的逝去，让万国证券这段交织着荣耀与遗憾的过往，成了留存在时光里的一声叹息。
昨日（10月9日）深夜，上海九颂山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管金生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于2025年10月7日去世。
相比较而言，市场对于管金生于2016年创立这家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印象远不及他于1988年创办的万国证券来得影响力大。当时的万国证券开创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多个先河，为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国际化进程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管金生本人也毫无争议地被誉为“中国证券教父”。
此前，一直都有听闻管金生近年来身体状况欠佳的消息。第一财经记者曾于两年前在管金生的办公室，与他有过一次交流。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管金生把他的办公地点选在位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旧址、浦发银行大厦（世纪大道）的附近，两个建筑抬头便见。
鲜有人知的是，这座位于陆家嘴核心地段的浦发银行大厦，之前还有个名字——万国证券大厦。1992年，万国证券买下这块地，并举行了奠基仪式，在管金生的计划中，这幢万国证券大厦的建筑面积将达5万平方米，要投资3.5亿元，建成后与外滩万国建筑群隔岸相望。但随着万国证券这幢“大厦”的轰然倒塌，万国证券大厦也仅停留在图纸上，后来转手到了浦发银行。浦发银行在原图纸上做了一些局部的修改，完成了建设。
在两年前那次交流中，对于万国证券的过往，管金生并不愿意多谈，只说了他当时正在做的一些投资项目，但给记者的感觉是，管金生“老了”。如今管金生去世，当我们谈论起他的时候，主题词依然是万国证券，这何尝不是一种对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的集体回忆？
大时代的开启
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试点的序幕，并非源于顶层设计的统一部署，而是始于基层经济体的自发探索。改革开放初期，地方集体企业与乡镇企业率先突破体制束缚，以不规范的股票集资形式，催生了新时期最早的股票发行与流通活动。
这一阶段的股份制企业面临着普遍的起步难题——股票发行阻力重重。受限于当时社会对股份制的认知空白（股份制模式在国内已中断近 30 年，常识普及需逐步推进），为打开销售局面，发行人不得不推出各类优惠政策，甚至设置住房抽奖等激励手段。这些现象正是早期市场认知滞后的直接体现。
然而，市场很快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股份制企业数量有限、股票发行量稀缺的背景下，部分敏锐投资者的积极介入打破了供需平衡，导致股票价格波动剧烈，进一步凸显了早期市场的自发性与不稳定性。
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不规范问题同样突出。彼时，大量企业的改制缺乏专业中介机构参与，资产评估环节漏洞频出，这些差异化、非标准化的实践，集中反映了早期股份制发展的 “自发性”特征。
随着上海、深圳两地试点的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加之中央未明确禁止，1986 年后，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股份制热”与“发股票热”，试点范围从沿海逐步向内陆延伸。从市场参与者的微观视角看，中国社会对证券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一场深刻转变——伴随发行市场与流通市场的持续拓展，全社会的金融意识、风险意识与信用意识逐步培育，金融资产多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为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社会化奠定了关键的社会基础。
市场发展必然呼唤规范化的中介服务。早期股票发行与流通依赖银行所属证券柜台交易的简单模式，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组建正规证券公司、规范引导市场发展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推动下，上海率先启动证券公司筹建工作。
当时，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现上海国际集团）与开业不足两年的交通银行均表达了组建意愿并展开筹备。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下称“上海市分行”）随即向总行金融管理司汇报，申请在上海设立两家证券公司。金融管理司虽表示支持，但提出额外要求：上海市分行需自行组建一家由央行直接控制的证券公司，以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
这一要求引发了分歧：上海市分行认为，央行作为证券市场监管机构，不应直接参与具体业务经营。经过与总行的多轮沟通，上海市分行最终提出折中方案——不直接参与组建，但会强化对本地证券公司的监管。
在此背景下，1988 年夏天，上海三家证券公司应运而生，分别是：由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组建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组建的上海申银证券、由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组建的上海海通证券。
与此同时，为适配国债转让业务在全国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下拨专项资金，推动各省市分行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财政系统也在各地设立了一批同类机构。这些源自金融监管系统与财政系统的证券经营机构，成为新中国首批证券公司，初期以国债业务为主，后续逐步拓展至股票发行与交易领域。
在这批早期券商中，万国证券、申银证券、海通证券日后都成为了行业标杆，其中，又以万国证券初创期的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
万国胎动
1988年的6月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万国证券于1988年7月18日正式成立，是上海筹建的三家证券公司中唯一一家没有银行背景的券商，同时又是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证券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久事公司、实事公司、锦江集团、高桥石化、上海印钞厂、轻工供销、内外联贸易、农行信托、保险投资公司等10家企业成为其股东。
时间回到1982年。刚从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管金生，到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为“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参加工作，那时公司正和日本野村证券商谈合作开展国际证券业务，语言优势让他得以有更多的机会打开眼界，学习到证券业务的基本知识。
正值中美两国财经界互动频繁之时，因在由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出面邀请、美国前国务卿赛勒斯•罗伯茨•万斯率领100多家全美最大的公司访问上海的 “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的会议组织工作中表现出色，管金生获得了当时上海高层领导的肯定。
两年后，管被公派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进修学习，但回国后，他能发挥的空间并不大。既为打发时间，也为锻炼身体，管金生每天下班从外滩33号公司办公所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旧址）走回西藏路附近的家，这中间要经过苏州河上的四座桥，时间长了就发现桥口有“黄牛”在交换国库券，这些“黄牛”还告诉他，静安寺那边的“黑市”还要热闹。
于是，他也跑去看了，场面让他颇有触动，甚至联想到了纽约的“梧桐树协定”——1792年5月17日，美国24名经纪人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聚会，商订的一项协议，约定每日在梧桐树下聚会从事证券交易并订出了交易佣金的最低标准及其他交易条款。这正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雏形。
不久后，管金生在一次和上海市退休老领导的汇报中，提到他的一些关于金融改革的想法，其中就有已经出现的自发性国库券民间交易的情况，认为应当把这种“黑市”交易转为有组织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
管金生的这些想法，对老领导是有触动的，上海当时面临的压力不小，改革成为了必须，并认为很有必要集中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来系统研究上海的发展问题。这可能就是后来市委党校“振兴上海研究班”的由来。
在这次会谈中，这位老领导还建议管金生，就他提出的建立正规的证券交易市场的思考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做做汇报。很快，管金生便见到了龚浩成。在第一次汇报工作时，管金生就提到了“要建立公开市场操作机制，要把现在这种散兵游勇的交易引入交易所，由室外交易到室内交易，证券交易强调时间、价格优先，要公开透明，因此核心是竞争机制”的设想。甚至还提到，他认为证券业和银行业应当分离，这是由证券市场业务的性质决定的，它本质上属于直接融资，而银行业是间接融资；证券也只有和银行分离，才能有发展生存的空间，不然新生的证券业不可能有大的快的发展。
1987年下半年，上国投接到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党校三家发的文件，要求派一名有留学经历的处级以上干部参加“振兴上海研究班”。当时管金生就是处级干部，这个班历时3个月，一共30多个人，市政府几个委办和若干区政府都派人参加了。
当时在党校学习的管金生提到一个观点，上世纪30年代上海就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远胜于当时的香港，而上海若成功重建证券市场，对于上海重新取得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党校学习期间，管金生第二次找到了龚浩成，进一步详细说明了他的一些思考：例如上海可以有三家以上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要作为公开市场操作机制的主体，必须是独立经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和银行、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地位是平等的，同样享受独立的法人地位，经济上自主经营；人民银行在对证券公司的监管尚无法可依的现状下，应该严格把好公司章程审查关，然后可依据审批获准的公司章程进行监管，只要证券公司的行为没有超出章程规定的范围，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和行政保护等等。
1988年春节一过，上国投负责人转为传达了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方面的意见，认为如果要搞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这是开先河的事，管金生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关于钱和人，钱主要靠管金生自己去募集；经营管理由管金生全权负责等。
由此不难看出，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外文、中文都不错，性格有相当坚强的一面等因素是管金生被挑中的重要原因。
在龚浩成的介绍下，管金生去了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见到了金融管理司的负责人，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其实，在这一年的“两会”后，人民银行总行已经将建立证券公司提上了议事日程。
管金生说的一句话，打动了这批同样想干实事的央行官员们——“既然你们人民银行在1986 年可以批准一家自上而下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那为什么不可以在1988年批准一家自下而上组建的股份制证券公司呢？”
1988年5月的一天，央行金管司通知管金生赶赴北京，第二天正式通知管金生，经过总行领导反复讨论，原则同意上海组建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但必须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以下几件事情：
1、把股份制证券公司的章程写出来；
2、开出股东名单，要有不少于10个具相当实力的股东单位；筹建班子不少于5个具3年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从业人员，其中3个要至少具备5年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历；允许资本金第一期实收1000万元，但必须都是企业自有资金，不准贷款投资，一周后把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验资报告交上来；
3、作为法定代表人和专职总经理，管金生必须从上国投辞职，上国投必须同意，并形成正式的红头文件作为报备主要构件一起带过来。
回来后，相关事宜都如期办妥。于是，人民银行总行在当年6月6日批复同意，万国证券就在7月18日开业。
“证券王国”
万国证券设立之初，给以立足之地的是轻工业供销公司。当时上国投在联谊大厦的办公处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安排了，所以轻工业供销公司给万国证券在静安寺万航渡路拐角上的300平方米的房子，成了万国证券最早的营业场所。
在股权结构方面，万国证券公司始终坚持股份制的原则，为确保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采取了股权分散化的安排，避免一股独大，第一大股东上国投的股权比例也只有30%。
万国证券公司这个名字，是在北京和人民银行总行沟通的过程中反反复复了好几次才定下来的。之前甚至想过叫上海国际证券公司、上海太平洋证券公司等，但都没有得到同意。最后，想了一个和英文和“国际”一样的名字，叫“万国”。
在筹办当初，管金生其实只是一个光杆司令，直到开业之前，上国投才正式同意调出两位同事，后来王培君也加入了，整个公司就一个总经理加三个部门经理，一共四个人。再加上上国投方面的主要领导，一共6人，这才基本符合人民银行总行所要求的至少有5人3年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条件。
接下来需要增加人手。于是就以上国投名义对外招聘，实际是为万国证券定向招聘，招了万国证券第二批员工，也是万国招的第一批四个大学生。随后还邀请了上海市方面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担任名誉董事长，其用意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1988年7月18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成立后，在时任公司董事长张效浚亲自安排下，公司派管金生以副总干事的名义参与了由日本野村证券担任总干事的一宗日本债券的发行和募集业务。这就算是新公司开了张。
1988 年9 月9 日，万国证券举办了“促进上海股份制企业发展研讨会”，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家大中型企业之间，热切地宣传鼓动股份制。
开业后的万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正式的劳动人事编制，没有人事招聘权和没法核定劳动工资，当时的情况是只有厅局级才有上级核定的编制、劳动工资人事权力和招聘人的资格，而万国证券是股份公司，没有级别，所以连当时银行要求的人员工资核定的所谓红本本都没有，发工资的现金都无法从银行提出来。
更想不到的是，成立之初最吸引年轻人才的“三无”（无级别、无编制、无上级主管单位）成为万国证券最大的软肋。
万国证券成立后，挂靠在上国投。一开始上国投支援了万国10 多个招工名额，但万国业务迅猛发展所需人才，是上国投根本无法承受的。但大家都不清楚股份制这种企业属于哪个部门主管，没有主管部门，就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总额，也就没有招工指标，一切都很茫然。解决无门，但业务发展又等不起，万般无奈之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万国证券只能采取用劳务费开支的方式过渡。
万国证券公司的用人权问题直到1990年才得以解决，1990年下半年，万国证券公司第一次公开招聘，这才标志着万国证券的真正起步。
在招聘证券营业部经理方面，管金生大量招纳国企的财务部经理来担任，这些人懂得财务，又相对谨慎，比较适合营业部的管理；还有场内交易员（红马甲），在接受场外委托时要求必须手快，确保委托输入下单又准又快，管金生就招了一大批当时邮电局的电报打字员。
“万国证券，证券王国”是万国证券的一句广告语。当时万国在股票交易代理、证券承销方面都占了国内的半壁江山，这主要是万国集聚了一大批国内最优秀的人才。在用人机制与激励机制上，大胆启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
这批年轻人虽然学历出众，但一点金融实务的经验都没有，要筹建营业部难度相当大。怎么办？学！他们从最基础的点钞点券和捆扎学起，学习了业务流程和操作规章，回来后自己制定出了有关操作流程和业务规章制度，营业部总算可以开张了。
开张后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客源怎么办？继续学！当时的主要业务是国库券买卖，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去找“黄牛”学习。“黄牛”们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营业部（普陀）地理位置太偏，如果没有价格优势，是没有人愿去的。于是他们就调整了价格，券源果然滚滚而来。解决了国债“进”的问题，还要解决“出”的问题。当时，投资者对国债投资不甚了解，于是就自己制作宣传册，走企业进社区，开发了一批国债的投资者。万国证券的普陀营业部就这样在市场中“站”了起来。
“第一天只有一笔生意，是一家体育馆馆长帮忙介绍来的一笔400多元的国库券。没有生意，不怕，就骑着自行车去了解市场行情，那时候推销国库券，卖不掉，硬是查电话号码本，一个一个打下去，在时间中磨练自己。”朱敏杰回忆说。
“不怕有才，就怕无能。”这是万国证券的准则。“万国人没事干，不高兴；应该是我干，让别人干了，更不高兴。理由再简单不过了，因为你无能。”吕明方在《追求卓越》一文中写到。
在研究及投资银行业务部门，万国证券曾一次性招收50名北大、复旦等名校的研究生，并设立专项基金或奖学金，与各名牌院校建立了联合人才培养机制。同时万国证券强调每一个人对公司的贡献，个人所得与其对公司的贡献成正比。在公司的一次奖励性分房安排中，公司坚持给几位年轻的、对公司贡献比较大的员工分房，而不是按级别、论资历进行分配。全司上下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极大加强了员工在公司的归属感，为公司的迅速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9年是万国完成一系列组建和试营业工作后，，对于资本金问题，拟采用招收新股，收足3000万注册资本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同时，在当时外省市设立分支机构不可能、设立代理点受排挤的情况下，管金生提出，先期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和扩大交易网络，并在徐汇、闸北、黄浦三区设立分支机构。
证券公司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新生事物，在内部组织结构和企业管理制度上，并没有现成模式参考，股份制证券公司则更无先例可循，一切都依靠自身摸索和总结。从1988年上半年开始，万国证券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借鉴外国同行业的管理方法，发动全体职工群策群力，最后形成了一套初步的证券公司内部组织机构模式和企业管理规范。
追求卓越：做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
大国崛起，资本市场是突破口和第一块基石。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