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能信托17亿“信保贷”骗局曝光，世纪华通前高管退4亿赃款不被起诉
导读：一笔通过“信托募资+银行放贷+保险担保”模式操作的17亿资金，却在六年之后暴露出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央企控股信托公司、上市银行与头部保险企业全部沦为骗贷者的工具。
【文/羽扇观金工作室 王力】
今年7月，深圳兴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迟金龙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中当庭认罪认罚，揭开了这起导致超17亿元信托资金无法收回的“信保贷”骗局。
令人意外的是，同案另一核心人物、曾跻身“胡润全球富豪榜”的世纪华通原董事邵恒，却在几乎同一时间因证据不足获检察院不起诉决定。
这场始于“金融创新”之名、终于系统性风控溃败的业务合作，不仅暴露了机构内控形同虚设、业务合规流于形式等深层问题，更因关键证人离世导致证据链断裂，使得部分责任追究陷入困境。
业务模式存在根本缺陷，“四方合作”反成骗局温床
2019年6月，华能信托与徽商银行签署《信托贷款资产管理服务协议》，正式启动被称为“信保贷”的创新金融业务。该业务模式表面上构建了“信托募资+银行放贷+保险担保”的风险共担机制：华能信托负责通过“金盈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社会资金，徽商银行承担贷款全流程管理职责，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则提供违约保险。
然而，这一看似严谨的多方制衡结构，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却迅速偏离正轨。据司法材料显示，徽商银行“信保贷”业务负责人张川、刘成辰未依规通过公开招标或内部评审选择合作机构，而是私自将深圳兴睿科技实际控制人迟金龙引荐给华能信托，成为骗局形成的起点。
更为严重的是，保险端也同步失守。迟金龙通过广北融资租赁实际控制人曾向璇，联系到时任深圳人保车险直属支公司总经理邓椿。在邓椿的默许下，迟金龙顺利获取盖有深圳人保公章的《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保险合作方案》空白文本，为后续大规模伪造保单、骗取资金埋下伏笔。
截至案发，该团伙通过虚构借款主体、伪造保险文书、操控银行账户流水等一系列操作，成功骗取信托贷款12.7亿元，最终导致4.2亿元实际损失。
迟金龙被或判刑6年6个月，两名重要参与人死亡，邵恒被不起诉
2023年2月，华能信托公司向其公司注册地所在的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报案；同年4月，贵阳警方对此立案侦查。
迟金龙与其深圳兴瑞科技公司的同事，以及徽商银行的张川、刘成辰等人，陆续被贵阳警方刑事拘留。
2024年3月，迟金龙一案由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侦查终结，公安机关以迟金龙涉嫌骗取贷款罪向观山湖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同年8月，公安机关又以迟金龙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向观山湖区人民检察院补充移送起诉。
2025年6月至7月，迟金龙案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在第二次开庭前后，迟金龙做了认罪认罚。检方也当庭修改量刑建议，提出对迟金龙以骗取贷款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罪并罚，共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
数位知情者告诉记媒体，在这起案件中的另外两名重要参与者——许浩强以及邓椿，在案发前均已死亡。经观记者获得的司法材料亦显示，司法机关对许浩强、邓椿的个人信息均注明为“已死亡”。
来自司法机关的信息显示，邵恒等人通过“冒用人头方式”骗取贷款，金额高达12.68亿元。截至案发前，共造成金融机构损失超过4.21亿元。但邵恒的结局似乎幸运的多。
来自检方的信息显示，2023年4月，邵恒也“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2024年1月，邵恒以涉嫌骗取贷款罪，被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2月，邵恒被取保候审。
2025年7月，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检察院对邵恒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免于刑事处罚。观山湖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邵恒“系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系初犯、偶犯、无其他前科劣迹”，且“退缴赃款，自愿退赃华能信托利息损失，并取得谅解，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决定对邵恒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检方称，“案发后，邵恒先后主动退赃4亿元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已发还1.5亿元至华能信托，尚有2.5亿元在公安机关账户。
风控失灵频发，行业光环难掩机制漏洞
该案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机构内控薄弱、行业重业绩轻合规背景下必然滋生的风险事件。
作为资金端的华能信托，虽然在公开业绩中表现亮眼——2024年年报显示其管理的信托资产超6300亿元，2025年上半年更以14.49亿元投资收益位列行业第一——但这类光鲜数据并不能掩盖其业务审核机制的松散。据悉，华能信托在此项目中既未独立核实借款人的真实身份，也未对徽商银行提交的贷款材料进行二次核保。
合作方徽商银行更是风险高发机构。2021至2024年间，该行累计收到监管罚单28张，罚没总额2279万元，事由多涉及“向虚假项目提供融资”“贷后管理缺失”。2025年截至8月，该行已新增19张罚单，信贷风控漏洞持续扩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层腐败带来的体系性风险。2021年以来，徽商银行连续三任董事长被查，非法收受财物总额逾1亿元。内部治理混乱可见一斑。
而从行业层面看，类似风险事件屡发生。从“承兴系”300亿诈骗案到金凰珠宝80吨假黄金骗贷案，再到本次华能信托17亿“信保贷”风波，均显示出部分信托公司过度追求业务创新、忽视底层资产核实、过度依赖合作渠道的弊病。即便业务结构已从非标融资逐渐转向标品信托与服务信托，但若风控能力未能同步提升，所谓创新亦可能沦为新一轮风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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