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毕业生 “卷” 向出海
文 | 霞光社，作者 | 李小天
2014年，刚刚本科毕业的Cheevin被外派到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刚果布，单程要花上将近30个小时——从国内出发，没有任何直飞刚果布的航班，必须在迪拜或者埃塞俄比亚的首都转机。彼时的Cheevin觉得，这和去趟火星也没有什么区别。
对90年代初出生的Cheevin而言，非洲是三毛笔下浪漫又壮美的精神原乡，拥有最原始蓬勃的生命能量，能够“于荒芜中开出花来” 。如果说，刚毕业后的第一次外派，源于Cheevin内心深种的“非洲情结”以及对远方的本能向往；那么，在年过三十后，Cheevin选择第二次外派，则是对中国企业涌向全球这一时代趋势的顺应。
如今，中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都在自发地走出去，开辟全球版图，打破内卷、寻找增量。而这，也是出生于2000年后的Herman、齐承闻，在毕业伊始就选择外派出海的主要原因。
2023年，Herman毕业于某三本院校国际贸易专业，进入一家生产人造草坪的外贸企业工作。在那一年，欧洲收紧对中国草坪企业的绿色合规政策，进而抬升出口成本；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数百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叠加红海危机导致海运成本显著攀升，Herman所在的外贸企业，决定赴中东建厂，同时开辟中东市场。Herman成为被外派至迪拜的员工之一。
而在2024年毕业于北京某著名语言类院校的齐承闻，在读高中时，就将清华土木工程系博士曹丰泽视为榜样，在他看来，毕业后投身于非洲基建工程的曹丰泽，真正诠释了何谓“知行合一”。
个体的选择总是与时代的脉动同频共振。作为英专生的齐承闻，在校期间，一面觉察到不断加剧的国内竞争，一面感知到“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带一路”倡议的热烈，早早地开始规划出海外派，最终跟随某大型央企来到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如今，曾被誉为“校招三巨头”的互联网、教培、房地产热度逐渐下滑，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先进制造领域的后起之秀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而这些企业，天然面向全球市场、获取全球资源并参与全球竞争。
另一方面，逐渐步入职场的“零零后”们作为网生代，其成长轨迹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缩影——无国界的数字体验，让 “全球公民” 的意识不再是后天教育的附加项，而是成长中的 “默认设置”。
而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G・福克斯所说，全球化并非均质扩散，而是以 “节点 — 网络” 的跳跃式推进，在特定城市、港口、产业园区等 “点” 优先发生，并通过资本、技术与人员流动的 “跳接” 向外扩展，形成非均衡的全球连接。
外派员工，正是驻扎在一个个全球化关键节点的鲜活个体。他们的故事，也是全球化热潮最细腻具象的展现。
Cheevin在刚果布的居住环境
十年前，Cheevin刚到非洲的时候，当地还有很多人只穿着裤子、光着上半身，从中国邮寄来的二手衣物备受本地人欢迎；当地很多房子是用土或者铁皮围成一圈，上面盖着茅草，一家几口人甚至十几口人挤在一起。即便对非洲的荒芜贫穷有所预期，但眼前的景象也令她着实一惊。
Cheevin在刚果布生活了长达16个月，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外派非洲的生活，很容易让人迷失。
非洲的街道
在这里，中国人很容易成为所谓的“人上人”。公司会为外派员工安排专门的保姆、司机，和当地人进行物理隔绝，仿佛拥有了某种特权。但Cheevin始终清醒地提醒自己，在非洲看似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极致汇率差下的某种幻象，回到国内，她依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普通职场人。
处理闲暇也成为一门功课。刚果布娱乐项目匮乏，但自然景观多元且震撼，工作之余，Cheevin会让司机带她去海边、瀑布和森林，或者在房间里自学法语。
工作方式同样需要适应本地。Cheevin介绍说，在非洲处理税务申报时，很多企业会通过私下贿赂税务官员来逃税；反之，如果企业和当地政府部门关系恶化，对方也可能通过合规性审查、税务稽查等操作，让企业面临额外经营风险。
“所以在非洲，很多事情没有规则，比如做财务的人，每个周期都要建立自己的系统方法论，但这里每年的工作方法都在变。并且很多资源，都需要当地员工的‘疏通’与‘打点’。”Cheevin说，但成长也同样突飞猛进。“如果我留在总部，每天的工作无非是盘保险柜、填单子；但外派非洲，我必须独挡一面，所以那16个月，我的职业加速非常快。”
在非洲的Cheevin
职业生涯的加速成长，是很多外派出海的毕业生们共同的感知。
在当下如火如荼的出海中东热潮中，被外派至迪拜的Herman，其稀缺性愈发凸显。如今，Herman已然成为了公司里最懂中东的人，这里的“懂”，不仅指掌握了当地的客户与经销商资源，更指跨越文化隔阂的协商能力。
或许很多来过中东的人都会发现，在这里，WhatsApp上与你相聊甚欢的合作方，很可能转眼就消失不见；口头上答应的承诺，可能隔天就推翻重来。而Herman已经渐渐摸索出应付这种客户的解决之道：“当地人有的时候看到信息也不太会回，但你一直follow的话，可能他也会觉得烦，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跟客户聊天时，真的给客户带来价值，并且时不时地在他面前保持活跃度，但是不要过于急切地跟进。我认为如果是一些非常关键的事情，和他们有强利益捆绑的事情，他们爽约的概率也不高。”
但在耐心之外，也需要当断则断的决心。在Herman公司所从事的人造草坪领域，中东大分销商多为孟加拉人，他们一般都需要漫长的账期，而催账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拉锯战。Herman在与一个孟加拉客户的拉扯中，账期从120天拖到150天，又继续后延，而Herman只能强硬起来，威胁再不付款就报警，才要回了这笔尾款。
“我们不想得罪客户，因为中国人做生意向来讲究以和为贵，但是迪拜那边很多客户的原则就是，要保持现金流最大化，能拖多久是多久，我能拖住你的钱，那是我的本事。所以就必须和他们反复博弈。”Herman说。
而作为英专生的齐承闻，在非洲除了“打灰”，什么都干过：商务外联、财务报销、成本控制、物资采购、设备管理，甚至还开过挖土机。因为外派的薪资待遇远高于同龄人，齐承闻这样初入职场的本科生第一年也可以拿到25万人民币以上，所以每个人都身兼多职。
齐承闻所在项目组一眼望不到头的碴场现场
相对优厚的薪资待遇，也是吸引毕业生们选择外派的重要原因。在Cheevin初次外派的2014年，月薪就可以达到1.8万，在那个平均薪资不到5000块钱的时代里，这个数字堪称十分具备吸引力。
国内的普通外贸岗位，月薪不过五六千元，而外派的薪资差不多是国内普通外贸岗的两倍多，并且衣食住行全部实报实销。这对出身于江西赣州农村的Herman来说，是让他快速还清大学助学贷款，更从容地规划今后人生道路的一条捷径。
但辛苦同样翻倍。在酷热的盛夏，迪拜的气温多在40–45℃之间，而Herman在迪拜建厂房的时候，仓库没有通电、更没有空调，密不透风的铁皮屋子里，温度直逼五六十度，“一进去衣服就全部湿透，整个人处于脱水的状态，只能不停地喝水，但感觉水也是苦的”。
在Herman看来，迪拜是一座在营销话术中保持光鲜亮丽的城市，“一个现代化的奴隶社会”，但如果近距离观察，不难窥见其浮华表象下的沉疴痼疾。在这里，印巴劳工处于金字塔的底端，拿着2000迪拉姆的月薪（约合人民币4000元/月），只能在通往棕榈岛的游轮上充当服务员，对觥筹交错的热闹人群冷眼旁观；而本地阿联酋人（Emirati）的月薪通常落在约 3 万–5 万迪拉姆 / 月（约合人民币 6 万–10 万元），甚至本地人月薪低于2.5万迪拉姆的话，政府还会给予补助。
Herman拍下的迪拜市景
Herman去政府办事情的时候，打交道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有时他担心事情没办好麻烦对方再看一下，对方会反驳说“你这是不信任我”，之后就置之不理，即便投诉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Herman所租住的国际城，毗邻一座污水处理厂，每到深夜都会有浓烈的恶臭，闻一晚上第二天嗓子都会生疼。一些居民因为这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而考虑搬迁，但在寸土寸金的迪拜，Herman的公司也无法承担更优地段的房租。
而在迪拜生活，如果不想花钱的话，会极其单调无聊。因为这里除了千篇一律、风格同质的现代建筑，几乎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城市景观。但大海是免费的，Herman时常会坐在海岸边看海，享受难得的静谧时刻。
在迪拜，Herman经常一个人去海岸边看海
“适合出海的人，必须要能够耐得住寂寞，以及比较乐观。”Herman说。
外派到尼日利亚的齐承闻同样认为，耐不住寂寞的人不适合外派。“如果你特别喜欢流行文化，或者依赖于外卖这样的便捷服务来生活，那么的确很难适应外派的生活，尤其是外派到非洲的，在这边就算你有钱也花不出去。”
来到非洲，就如同坐上了时光机，穿梭回前互联网时代。齐承闻所在的尼日尔州，每天大概要断电三次，本地网络形同虚设，托马斯克的福，齐承闻和同事们用星链卫星互联网来接入网络信号，但依旧十分不稳定，“走到稍微荒一点的地方，信号就比较弱了，甚至电话都打不了”。
在这里，齐承闻爱上了国际象棋，因为只要有最基础的网络就可以对弈；原本是资深二次元的他，只能用缓存的方式来看动漫，想看直播要挑网好的时段，并且把画质清晰度降到最低。
整个尼日利亚只有三家肯德基，一家在首都阿布贾，一家在经济中心拉格斯，还有一家在贸易枢纽卡诺。齐承闻生活的地方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州的首府，但最高端的饭店是连锁披萨店达美乐，还有一家名为“共和炸鸡”的炸鸡店。
为了缓解无聊，齐承闻和同事们在院子里养了一群鸡，各式品种的狗，他们还试过养猪、养驴，在院子里种菜。国内格子间里的白领们，会一边办公一边听着各式流行音乐；对齐承闻来说，他习惯了工作时的白噪音，是嘹亮的鸡鸣与犬吠。
齐承闻在营地养的狗狗
但忍受无聊可能是外派非洲最基础的难题，更惊险的是疟疾、绑架和枪击。在尼日利亚，有床的地方就有蚊帐，但全方位的物理防御几乎不可能，世界上每三个人死于疟疾，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在尼日利亚，每年都会有中国人因为疟疾去世，“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翻译”。
如今，齐承闻来到非洲还不到一年，就已经得了两次疟疾，他形容患病时的感受是“仿佛小时候看过的《猫和老鼠》失去了声音，也失去了色彩，动作更加夸张，在脑海里重复播放”。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喝光了36瓶矿泉水，“没有家人和朋友能带给你心理上的支撑，你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坚持下去”。
“在非洲，人命是可以抵价的，包括中国人的命。”齐承闻说。因此，选择外派非洲，一定要依托央国企或者大型知名私企；另外，学习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知识也非常必要。“比如得了疟疾，你要尽快完成疟原虫检测，来检测你是哪一种疟，以及疟到什么程度，需要怎么样的治疗，三天之内必须送医，一周之内就要治好，不然的话就会冲破血脑屏障，非常危险。”
工作强度也大到崩溃。土木工程跟着项目安排休息，最极限的时候，齐承闻连续连轴转了75天没有休息，“每天一睁眼就是干”。
有一天，齐承闻在尼日利亚招聘的本地雇员一脸严肃地问他：“Master，你们工作这么辛苦，是不是在国内做错了事情，所以被流放到这里，被惩罚干活的？”
因为缺乏娱乐，齐承闻晚上和同事一起与营地大兵比赛做俯卧撑
事实上，“中企模式” 与落地国本土节奏之间的适配矛盾从未缺席，这种隐性的冲突在中企海外布局的各个维度中都清晰可见。
专注于中国制造业与供应链的产业观察家林雪萍，在海外考察时，曾看到中国老板讲话时让墨西哥员工背着手听，进而引发罢工；一家中国家电巨头在收购德国当地公司之后，公司大领导周末临时约见德国企业总经理，总经理则以要去看歌剧为由直接拒绝。
“我们中国很多的出海企业，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我们的认知力不足”，林雪萍说，“我们在海外有个特点，凡事求快——施工速度要快、生产速度要快，甚至有人会觉得我们的快对当地的慢是一种降维打击。这种认知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偏见；当地的慢，其实就是主流节拍。你要去跟他去接轨，这个叫合规。”
而外派出海的毕业生们，不仅是洞察中企在海外生存状况的最佳记录者；作为富有“全球公民”意识的年轻一代，也扮演着中企与本地融合的黏合剂，更是破除无意义内卷的最关键节点。
Cheevin通过第二次外派来到欧洲工作生活，公司的管理层基本是中国人，下面雇佣的多是本地人，“中国老板习惯于从上至下的管理模式，希望当地人直接接受我们现成的系统；但西方人很多观点不是提前定好的，而是要通过大家一起讨论才能最终确定。两种工作方式各有利弊，国内的模式更高效且有凝聚力；欧洲的模式确实会慢一些，但好处是方向不容易走偏 —— 要是发现方向不对，大家随时能提出来调整。”
Cheevin在欧洲上班路上看到的彩虹
这种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冲突，最后总得有一方妥协。Cheevin坦诚，她夹到中间，会觉得特别纠结：一方面能感受到中国老板有控制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看到他们其实也在调整，“比如他们会承认‘咱们这套管理方式，当地人可能确实接受不了’，然后主动说‘那咱们多沟通、多磨合’ ”。
而沟通与磨合，更多是由像Cheevin这样，生活在本地的外派员工来完成。“你不能急于求成，而是更多投入到沟通的过程之中，这个建立信任的过程本身是非常重要的。”Cheevin说。
比如之前在公司食堂，她总喜欢一个人吃饭，不想和大家凑在一起；一方面是习惯了独处，另一方面其实也有点害怕文化差异 —— 欧洲本地员工聊周末去滑雪、聊假期安排，她插不上话，心里会有点打怵。后来她意识到，还是得逼着自己融入他们日常那种 “闲聊”（small talk）式的交流。在国内工作时，Cheevin一直觉得 “工作就是工作”，不太喜欢在工作中花时间交朋友、搞太多人际往来；但到了欧洲才发现，在这里想丝滑地推进业务，需要让别人慢慢了解自己的底色和性格。
渐渐地，Cheevin开始主动请同事来家里吃饭，或者约着下班后一起参加活动。“随着了解的逐渐深入，他们会知道你不是不好接触的人，逐步感受到你的真诚，进而这对你个人口碑、对让别人认可你的能力，都有挺正向的帮助。”
而一家全球化企业融入本土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安静地存在，让当地人习以为常；全球化企业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品牌的国别属性消失。派驻在尼日利亚的齐承闻观察到，几乎所有行业里，能真正做到 “融入”、甚至让当地人不刻意觉得 “这是家外来的中国公司” 的，其实少之又少。
他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不少中国企业其实不太愿意主动跟当地社区深度融入，也没太重视和当地分享发展带来的利润。在很多地方，除了政府层面的机构，当地的原始宗族、传统领袖也是社区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 他们是维系当地社会运转的关键环节。但出海企业往往没去深入了解这些，既不清楚当地社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也没在这些关键环节上做足功课，这才导致“融入”总是停在表面，没能真正扎根下去。
齐承闻说，建筑行业对文凭要求不算高，外派过来的大多是像国内劳务派遣那样的务工人员。他们和当地员工经常起冲突，主要就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沟通，虽然他们也能试着交流，当地员工也会努力理解他们想表达什么，慢慢也能适应；但更关键的是另一方面 —— 文化敏感度。很多务工人员对当地的宗教习惯、文化禁忌了解不够，没意识到这些细节的重要性，不知不觉就可能造成误解。“所以说到底，在这边工作，尤其是和当地员工打交道，得把语言沟通和文化尊重结合起来，更注重跨文化适应，这样才能少出矛盾、把事情做好。”
以尼日利亚为例，这个国家北方以穆斯林为主，南方更多是基督教徒，所以企业到了这里，首先要适应这种宗教文化背景：比如周日是基督教的礼拜时间，管理者不能让当地员工来上班，连打电话、发消息都不合适；到了周五，穆斯林要过主麻日，而且他们一天还要进行五次朝拜，这些都是必须尊重的习惯。
但也正是在海外，齐承闻更直观感受到中国供应链与工业体系的强大。非洲的供应链往往呈 “碎片化” 状态，比如一个项目可能需要从加纳采购主体设备、南非调配配件、肯尼亚引入操作系统，且各项指标需适配欧洲或英国标准，类似于 “拼好机”，不仅流程繁琐、沟通成本高，还容易因标准不统一出现衔接问题；但中国的供应链从上游原材料、中游生产制造到下游配套服务，形成了全链条闭环，无需依赖外部零散资源，既能保障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也大幅降低了中间环节的损耗与延误，即便需要跨越半球运输，叠加海运成本后，整体产品价格仍低于当地采购价。
基于完整供应链基础，在非洲，中国企业正从 “产品供应商” 向 “解决方案提供商” 转型。有国内做电子白板的厂商出海尼日利亚，不只是卖白板，而是把整个学校需要的设备都打包：教室内的监控、打铃系统，教室外的水电设计、灯光布置，所有东西都从国内一起调配过来，一次性到位、一起交付，而且成套买还能给折扣，帮客户省不少成本。
如今，这种模式正逐渐形成“平台化” 趋势：部分平台型企业会先与当地客户对接需求，明确 “需要什么样的整体解决方案”，再联动国内具备相应能力的厂商，将国内成熟的全链条服务模式复制到海外市场。这种模式不仅让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更易落地，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新方向。
从 “产品出口” 走向 “供应链能力出海”，是中企出海的一次升维；但终极目标是打造 “全球品牌”，而非仅做 “全球卖货者”。派驻中东的Herman， 在日常工作与观察中深深感受到，中国企业出海搞品牌建设，远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段需要持续投入、慢慢沉淀的漫长征程。
在Herman公司所从事的人造草坪这一细分领域，欧洲品牌已经成为全球行业龙头，国内的人造草坪企业正以欧洲品牌为对标对象，逐步推进品牌建设。不过，在低端市场领域，行业仍深陷价格内卷，迪拜人造草坪市场便是典型案例：在迪拜，多是孟加拉人从事这一领域，对价格敏感度很高、对产品品质要求较低；加之迪拜高温气候导致人造草坪使用寿命较短，用户更倾向于选择低价产品，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价格竞争。
“现在我们也很清楚处境：卷品牌，暂时比不过欧洲那些大品牌；卷低价，利润又薄得可怜。所以企业现在主要想两条路：一是出海布局，要是能避开关税，多少能有点优势；二是咬牙把品牌做起来，我觉得中国民营企业，最终还是得靠做品牌，品牌起来了，市场认可度高了，企业才能真正发展好。”Herman说。
为了打造品牌，Herman所在公司正着力塑造差异化竞争力，重点研发 “免填充运动草坪” 新品 —— 传统运动场草坪需铺设橡胶颗粒与石英砂，但自 2015 年 “毒跑道”“毒颗粒” 问题曝光后，橡胶颗粒的健康隐患与环保问题引发关注，欧洲市场已出现抵制橡胶颗粒的趋势；而 “免填充草坪” 无需添加橡胶颗粒与石英砂，既能实现资源回收最大化，又兼具安全、环保属性。
在Herman看来，目前中国企业在中东的全球化竞争力，主要还是在成本和技术上。老外对中国产品的印象还是 “便宜”，这背后是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和完整产业链优势；技术方面，现在各个行业的技术差距都不大，国外有的技术，中企也能快速跟上、快速响应。唯独缺的就是品牌影响力 —— “欧美企业特别会做营销，能把品牌效应做起来，我们在这方面还差得远。”
Herman记录下的迪拜
如今，Cheevin正在与公司商议，将劳动合同从国内外派转为欧洲本土长期雇佣，虽然这会让她的薪资打些折扣，但随着年龄逐渐逼近“35岁”这一deadline，在某处 settle down 的意念也越发强烈。
“在过去的十年，我一直非常漂泊，虽然带来了职业加速，但同时也始终动荡辛苦，在体验了这么多不同的职业环境后，我觉得还是欧洲的工作氛围和生活节奏更适合自己一些。”Cheevin说。这或许是外派经历所带来的一种丰饶——跳脱出既定的生活秩序和价值理念，体验到生活其他的可能。
在Cheevin看来，选择外派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更坚固的主体性，“你得有一个发力点，要么是为了完成职业的加速，要么是拓展视野，甚至单纯是为了多赚些钱”，有了这个锚点，才不至于因为脱离熟悉的既定轨道而迷失自我。
齐承闻同样认为，只有“不迷茫”的人，才适合外派出海。海外的生活节奏、工作氛围、发展状况与国内都相差迥异，还要面对卫生与安全、跨文化合作、水土不服、单调孤独等诸多问题，“很多人来到非洲都待废了，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能干嘛”。
齐承闻的项目组在春节放假了一天，营地里面最有年味的地方是夜空下食堂门口的两盏灯，让人很想家。
他形容自己是“天生外派牛马圣体”，计划一直外派下去，可能换行业，也可能换国家，也可能某天用积攒许久的积蓄，送自己留学和环游世界。
Herman在外派迪拜一年后选择回国，他形容自己用一年的时间在迪拜“建了一个厂”。现在，他计划沉淀一段时间再物色新的工作机会，他有底气要出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薪资涨幅。
1998年，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的项飙，来到英国牛津大学读博。从赶往机场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博士项目要不同于他原来做过的题目，一定要做一项关于非中国的案例的研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冲动，与他当时强烈的国际意识有关。
最终，他的博士论著《全球“猎身”》问世，聚焦于研究世界信息产业中流动的印度技术劳工，这本书让他获得2008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在书的序言中，项飙写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大片的沉默着的真正的边缘，比如整个黑非洲、南亚和拉美的许多地方。他们究竟怎么想？当权者——或者是把自己想象成当权者的观察者——总希望会当凌绝顶，看高耸入云的孤峰，认为山峰决定了地貌；而事实上是山底无数石块、泥土和植被托付着山体。为什么不能根据山底的丰富景观来构想我们身处的地貌？为什么一定要气喘吁吁往顶上爬，高处不胜寒的，而不去欣赏、呵护或者干脆加入山麓美丽的树林？”
这是彼时年轻的项飙，对传统“大国中心主义”的反思与解构，在那个年代颇显先锋与另类。而如今，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和多元共治的趋势，正有众多的年轻人们，与全球化同频共振，亲身奔赴异域，探索广阔天地。
毕竟，与贫乏僵直的单行道相比，广袤无垠的大海，更能承载关于未来无限的想象力与可能性。
(来源：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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