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定邦先生与钛媒体研究院院长、巴伦中文网特约专家万宁）

1998年3月5日，北京紫光阁，窗外春寒料峭，室内却正在发生一场足以载入中国证券史的对话。

那天中午，朱镕基刚刚全票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在他履新首日的日程表上，第一场外事活动并非接见外国政要，而是会见一群特殊的专业人士——来自全球30多个主要市场的证券监管机构负责人，带队的是时任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梁定邦。

这场原定一小时的礼节性会面，最终演变成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专业研讨。朱镕基以其标志性的锋锐与前瞻，向在场的每一位主席抛出极具深度的专业问题，令这些见惯了大场面的监管机构负责人们惊叹不已。

会后，朱镕基单独留下了梁定邦，“能不能过来帮我们忙，当我们的顾问？”梁定邦在思考后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回答：“年薪一块钱。

这只是梁定邦传奇生涯中的一个切片。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三十余年风云的亲历者与操盘手，他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里。

1988年，梁定邦成为首位被内地地方政府聘请的香港法律顾问，参与了房地产所有权制度和公司注册制度的最初设计，这些制度安排为后来深圳和上海试水股票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载体。很快，深沪两地开始试点股票市场，梁定邦通过引入摇号配售等机制，解决了早期资本市场因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管理难题。

1991年，面对内地尚未出台公司法、外汇储备仅有230亿美元的现状，梁定邦在联交所公益董事任上，推动建立了一套跨境上市的监管框架。这套规则为青岛啤酒、仪征化纤等国企巨头推开了国际资本的大门。

1998年3月5日，朱镕基在履新总理首日邀请梁定邦出任证监会首席顾问，那份著名的“一元钱年薪”合约就此诞生。

此后五年，梁定邦的工作从局部的制度破冰转向了整体框架的顶层设计。他从宏观视角为中国资本市场搭建“四梁八柱”。他引进了OECD的公司治理准则，参与筹划了QFII制度，规范交易公平与中介机构管理。

在这一过程中，梁定邦作为外部顾问，与当时活跃在监管一线的实干派官员建立了直接的专业协作。特别是在中介机构管理领域，他与当时担任处长的吴清紧密配合。梁定邦回忆，当时整套中介机构管理制度的细节由吴清带头起草，“他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

梁定邦提出，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信息”。在AI与算法接管交易的今天，如果底层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市场就会产生致命的“幻象”。他用“高空走钢丝”来形容当下监管者的处境：既要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又要死守防范风险的底线。

本次钛媒体研究院院长、巴伦中文网特约专家万宁与梁定邦先生的深度访谈，呈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四十年间，关于制度建立与规则完善的核心脉络。

以下是万宁与梁定邦的对话实录，经过编辑：

1985年深大讲学，听众是江平和冯大同

万宁：您曾深度参与了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您接受朱镕基总理邀请，以一元钱年薪出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能否聊聊您当年的初衷，以及您如何评价从那时到如今注册制改革的这段历程？

梁定邦：故事要从改革开放初期讲起。1985年4月，我第一次回到内地。当时的罗湖关口还没有现在的联检大楼，只有一条木桥和几间平房。过桥之后，满眼都是回乡探亲的乡亲。但当时香港企业已经开始在如今的大湾区投资设厂。

那次我是受深圳大学邀请，随同香港法律界的30位律师去介绍香港法律。当时的南山还是一片农田，泥路颠簸，从罗湖坐车要40多分钟才能到深大，深圳大学当时只有一个有空调的演讲厅。

我们在深大讲课时住在老师宿舍，那里没有空调。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细节是，学校要求我们晚上6点吃完饭就不能出门。因为深圳大学里有座山丘，晚上常有毒蛇出没，怕我们被咬。那时的基础条件确实非常艰苦，但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法律的交流开始了。

当时的听众也并非学生，而是江平教授、冯大同教授等后来国内法律界的泰斗。他们中有些人早年留学英美，对普通法有认知，但经过多年断层，对现代香港的发展已不了解。

当时由港办安排，我们30个香港律师（包括后来的梁爱诗司长、终审法院大法官林文瀚等）轮流去讲课，每人讲一周。这次“香港法律18讲”持续了三个月，后来结集成书。

讲座结束后，深圳的领导意识到改革开放需要借鉴外地法律经验。于是1988年，深圳市政府聘请了8位香港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我是其中之一。这是内地首个聘请香港人担任法律顾问的尝试，而且我们是完全无偿的，不收一分钱报酬。

从那时起，深圳开始积极引用香港的制度，最核心的是两方面：一是房地产所有权与管理制度；二是公司注册制度。紧接着上海也开始了类似的尝试。当时汪道涵先生担任上海市长，他非常开明，也请了很多在香港经商的上海籍实业家回沪出谋划策。

1990年，深圳和上海开始试点股票市场。当时中央层面几乎没有相关法律，国家体改委、法工委的人专门到香港调研。厉以宁老师也在80年代末带队来香港调研资本市场，当时大家管他叫“厉股份”。我当时负责接待厉老师，带他去交易所考察。可以说，早期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香港的实践。

“你们要求的那些条件，我们20年之内都做不成。”

万宁：在那个摸索阶段，您处理过的最棘手的情况是什么？

梁定邦：是1990年圣诞节的那次“闹事”。当时股票刚起步，股份供应极少，但想买的人太多，导致分配严重不均。12月24号晚上，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紧急派人找我，我圣诞节当天赶到市政府，门口已经围满了群众。那种场面在当时的深圳是从未有过的。李灏书记一脸愁容地问我：“香港是怎么处理分配不均的？”

我告诉他，香港的做法叫“摇号”——每个人领一个筹号，然后抽签分配。我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在香港可以凭财力多认购，但在内地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多买多得”绝对行不通。后来深圳采纳了摇号制，事态才平息下来。

紧接着我们又开始筹划B股。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当时人民币还不开放，还存在“外汇券”，汇差管理极其复杂。为了做成B股，我们协调了汇丰、渣打和中国银行配合结算。随着B股走通，香港联交所开始产生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既然我们能帮内地做B股，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公司直接来香港挂牌上市？

1991年，我开始担任联交所的“公益董事”，也就是现在的独立董事。当时这个职位的设置很有意思，是专门为了平衡经纪人和高管之外的利益。当时李业广先生担任联交所主席，他聘请了一家咨询公司写了一份非常厚、非常有分量的报告，探讨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需要具备的条件。这份报告几乎涵盖了当时国际资本市场最严苛的标准。

那是1991年，香港还没有回归。我们通过新华社把报告送到了北京，分发到了中宣部等好几个部委。部委审阅后，邀请联交所派人上京磋商。我们一行六人，包括几位副主席和我这位上市委员会主席，代表联交所上去了。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刘鸿儒，他刚从人民银行副行长任上调往国家体改委。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早上大概七八点钟，刘鸿儒一坐下就很直白地告诉香港联交所李业广主席：“李主席，你们那份报告，好几个部委都看完了。反馈只有一个：你们是在开玩笑。你们要求的那些条件，我们20年之内都做不成。”

当时内地连《公司法》都没有，只有国务院刚颁布的一个规范条例，各省市都在以此为蓝本试水，根本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刘鸿儒甚至透露，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也知道了这个情况，他非常不高兴，觉得香港联交所是在给内地出难题。

李业广主席当时也很犯愁，问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从1985年就开始深入研究中国法律，参与过《民法通则》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起草和调研，我对法工委以及厉以宁老师他们的研究路径很了解。

我跟李主席说，咱们不要灰心。那份报告是老外顾问公司写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法律界已经做了多少基础工作。虽然目前还达不到报告里的要求，但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联合工作小组”，给双方六个月的时间，把这些技术细节一个一个拆解、磨合。只要问题能被定义，就有解决的希望。

1991年3月，我们见到了朱镕基副总理。朱总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他一见到李主席也重复了那句话：“李主席，你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

但在我们提出“成立联合工作小组”的建议后，朱总的脸色立刻缓和了。他显然也是意识到这种专业对接的可行性。他当时同意了成立小组，但也提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限制条件。他要求“不能公开”。因为当时的中英关系非常紧张。

就在那半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们敲定了小组的成立，并迅速拟定了人员名单。小组分为三个维度同步推进：

第一组是法律与上市规则：我担任香港方面的组长，内地对接的是体改委的司长。第二组是会计规则：香港方面由上市委员会的会计师负责，对接财政部的司长。第三组是上市执行安排：这需要前两项基础打好后再启动。

万宁：会计准则的对接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当时是如何解决的？

梁定邦：当时中国正在亚洲发展银行（ADB）的技术援助下起草商业会计法，那个项目由德勤（Deloitte）中标执行。虽然内地想把企业会计准则调到国际水平，但涉及外汇管理等体制问题，两边很难完全兼容。

这种技术博弈持续了整整五个月。法律组这边，我们把中国现有的法律、国务院的规范条例，和香港的法律融合在一起，编写成了一套独特的公司章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要特别提到何美欢教授（Professor Betty Ho）。她是香港大学的教授，在那六个月里，由于我要主持谈判和会议，具体的起草重任全部落在了她身上。她起草得太出色了，如果没有她的工作，这件事绝对做不成。我也为了这个项目，几乎放弃了自己半年的私人律师业务。

最终，我们这套起草成果变成了联交所上市规则的“第十三章”。这套规则极具生命力，一直沿用了30年，直到前两年才进行大的修订。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我们建立的这套“中外合璧”的架构，有着极强的可用性和前瞻性。

外汇管理是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财政部在1992年初颁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CAS），虽然已经非常接近国际标准（IAS），但外汇管理这一块始终无法完全对标。由于当时外汇受控，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盯市”，所以在外汇平账（Foreign Currency Translation）上，大陆准则和国际准则还是存在差异。

总之，在那个半小时的会面中，朱总明确了三个目标：第一是创汇：很多人现在难以想象，当时中国内地的全部外汇储备只有230亿美元，甚至不如当时的香港和中国台湾。第二是提升公司治理：内地企业对国际上的公司治理、法律合规完全陌生，必须把它们扔进国际市场，在实战中学习现代化。第三是人才与经验：资本市场总有一天要国际化，先让公司在境外生存，积累的实践经验将来可以反哺内地市场的扩张。

朱总之所以有如此开阔的思想，是因为他从上海过来，对香港和国际资本市场并不陌生。如果你看过最近流行的电视剧《繁花》，就能理解当时上海那种跃跃欲试的改革情景。他不是一张白纸，他是有备而来的。

接见多位证监会主席，是朱总理就任后的首个外事活动

万宁：H股上市不仅改变了内地企业，其实也倒逼了香港联交所的自我进化。

梁定邦：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那之前，香港只是个本地市场。首批H股——青岛啤酒、仪征化纤、鞍钢——体量极大。以前香港做IPO，市值也就几个亿，每位小股民填个表，大家摇号配售。

但这次不一样，这是过百亿的盘子。原来的池子太小，突然游进了三条大鱼。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这些华尔街巨头都找上门来，跟我直言：“梁先生，你们那种老掉牙的方法行不通，我们需要国际开盘，需要美国式的Book Building（累计投标询价）。”

当时我们开始引入Over-allotment Option（超额配售权），也就是俗称的“绿鞋机制”（Green Shoe Limited）。

当时还涉及一个法律难题：为了稳定市场，承销商需要进行Market Stabilization（市场稳定操作）。在当时的香港法律下，这极易被定性为“市场操纵”。为此，我专门请香港证监会参与小组讨论，仿照美国证券交易法，在香港建立了一套“避风港”规则，给予豁免。

另外，如果内地公司在香港出了事，比如虚假陈述，法律责任如何追究？这是当时港英政府和内地政府之间的一个雷区。因为当时两地没有司法协议，我们最终决定采用国际仲裁方式。我们在公司章程里强行设定了仲裁条款，这在无形中也奠定了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

就在H股上市前几天，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了，刘鸿儒出任第一任主席。随后，我们签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五方监管协议”：包括内地的上交所、深交所，香港的联交所，以及两地的证监会。这份协议一直沿用到今天。如果没有这套跨境监管体系，两地的金融互通根本无法运作。

这套从法律融合、国际发股方式到纠纷解决机制的完整构建，不仅是一次融资尝试，它实际上为后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和思维框架。

1998年3月5日，当时我担任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技术委员会主席，带着全球30多个主要市场的证监会主席在北京开会。3月5日早上，朱副总理刚刚全票当选为总理，中午之前他就回到了紫光阁接见我们。那是他当选总理后的第一场外事活动，足见构建国际资本市场通路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原本安排的接见时间是一个小时。我们考虑到他刚当选，肯定公务极其繁忙，本以为只是礼节性的见面。但朱总理展现出了极强的专业性与热诚，他一点都不“礼节性”，而是向在场的每一位主席提问。最后，这场接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那些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证监会主席们事后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跟我说：“你们的总理怎么能问出这么具体、这么专业的问题？”相比之下，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恐怕不了解这些细节。这种专业度反馈出朱总理对资本市场有着极深刻的认知与布局。

接见结束后，大家准备离开。时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叫住了我，说总理有事找我聊。朱总理非常细致地掌握了我的情况，他知道我1998年10月就要从香港证监会和IOSCO的职位上卸任退休。他开门见山地问我：“能不能过来帮我们忙，当我们的顾问？”他甚至提出，我在香港拿多少工资，北京也给我发多少，甚至多一点也无所谓。

李剑阁后来告诉我，总理当时可能确实不清楚我具体的薪酬，但他知道那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当时我在香港的年薪折算下来接近100万美元，比当时内地证监会全员的工资加起来还要多。

作为法律人，我非常清楚我不能领这份高薪。但我向总理提出了一个建议，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一元钱年薪”。

万宁：这一元钱不仅是情怀，从法律角度看，它其实具有深意。

梁定邦：没错。因为我学法律出身，深知一份严肃的合同必须有“对价”（Consideration）才能成立。如果没有报酬，这份约定在法律上就是不严肃的。我坚持要这一元钱，是为了确保这是一个严肃的法律契约。这有点像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很多商界大佬以一美元年薪为国家效力，道理是一样的。

我当时已经安排好要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在欧盟大学研究进修，甚至已经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了。我回到家问太太的意见，她非常支持我，说：“既然是为国家做事，你当然要做。”于是，佛罗伦萨的计划搁置了，我在1998年底正式投入了内地的工作。

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证券法》的审定。1998年10月，我看到了《证券法》的最后草案，并提了大量修改意见。虽然因为12月底就要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很多建议在那一版没能赶上，但在随后的几次修订中，我当年的很多建议都被逐一载入了。

中国证监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万宁：从1999年1月正式上任起，您带去了哪些不同的视角？

梁定邦：我当时有两个核心体验：一是内地的法律语境与香港的普通法系有巨大差异；二是不能生搬硬套资本主义的做法，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的特性。

我建议多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因为台湾的证券交易法虽然延伸自美国，但它处于中国人的社会环境，其表述方法、法律语文和思维习惯与内地更接近。更重要的一点是，台湾也经历过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期，那段历史对我们极具参考价值。

万宁：1999年初，您正式上任证监会首席顾问。面对一个尚不成熟的市场，您当时是如何规划建设路径的？

梁定邦：我当时认为，国际标准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会“水土不服”。我们需要一个五年的中长期计划，从四个维度来搭建中国资本市场的框架：公司治理：这是根基。如果公司素质不好，资本市场就无法健康发展。交易公平：研究并优化交易所的制度，确保交易透明、公正。中介机构管理：规范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的行为。国际化：让中国市场逐步与世界接轨。

谈到公司治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一股独大”。吴敬琏先生当时非常活跃，极力推动保护小股东的权益，我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为了建立规矩，我建议引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那套公司治理规则。朱总理当时听了很支持，说：“OK，我们就引用OECD的规矩。”随后，我们推动了上市公司协会的成立，完善了增资扩股和公司收购等规则。今天，我的几个学生如彭冰、汤欣，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司法领域的大教授，他们其实在早期就深度参与了这套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

在中介管理和交易制度方面，当时有大量繁重的工作。比如股票指数如何构建、衍生工具和融资融券怎么搞，以及后来金融期货交易所的酝酿。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吴清。当时他在庄心一主任手下当处长。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证监会主席，但他真的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当时整套中介机构的管理制度细节，都是吴清带头起草的，搞得非常好。我当时还请了香港证监会的副主席过来协助他们几个月。吴清是一个典型的实干派，他对制度的细节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

第四点是国际化。我们开始筹划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为此我专门请了台湾的“央行行长”和证监会主席来交流经验。同时，我极力主张中国证监会要积极参与IOSCO（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工作。

万宁：2003年您功成身退回到香港，担任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您在很多场合都强调香港的地位不可替代，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梁定邦：理由只有两个。第一，香港是一个极其开放的市场，没有任何货币管制；第二，我们实行普通法系。这决定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国际通用的，再加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法院语言，这种国际化程度是内地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大家都说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这绝不是一句口号。我给你一个最直观的数据：港交所的市值是香港GDP的18倍。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作为对比，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其市值大约是GDP的1.2倍；而中国内地的市值大约是GDP的60%左右。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交易所市值能超过其GDP的两倍，除非它是一个服务于全球、尤其是背靠一个巨大经济体的离岸中心。如果没有内地，香港不可能支撑起18倍于自身GDP的金融体量。

万宁：这正体现了香港与内地的“唇齿相依”。

梁定邦：英文里叫Symbiotic Relationship（共生关系）。香港的制度是为了盘活中国企业的韧性和出海筹资能力。现在的中国企业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企业，很多已经是全球企业了，比如腾讯、大疆、华为，它们需要一个透明的、符合国际语境的窗口。

信息对称在AI时代更加重要

万宁：刚才您谈到了中外体制的差异。在资本市场，这种差异最直接的体现似乎就是决策的公开程度？

梁定邦：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西方体制目前虽然也面临各种挑战，甚至有人认为在经历某种“崩溃”，但其底座依然保持了相当的透明度。你看现在的特朗普，他所做的事虽然招致大量批评，但他的决策过程、他的意图是公开的，全世界都看得见。

相比之下，我们很多重要的决策还是习惯“关起门来”做。这引出了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的关键——这种制度的Evolution，中文可以叫演变、演进，或者更直接地叫“进化”。

我们目前的确希望进一步完善制度，让它进化到能够适应当前市场的复杂性。因为市场不是单边游戏，英文里讲It takes two toTango（跳一支探戈需要两个人）。你作为一个市场，光有东西卖是不够的，还得有人愿意买。这里的“第二个人”指的就是交易对手（Counter Party）。交易对手是有要求的，你必须符合他的标准和诉求，交易才能发生。而现在全球市场对中国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更多信息、更多透明度。

为什么信息对称在今天如此重要？尤其是在AI社会，如果底层信息是不对称的、不真实的，那么AI跑出来的结果就会产生“幻象”。如果我们的数据和决策逻辑像个黑盒，国际投资者就很难给出准确的估值。

万宁：提到制度进化，我一直觉得中国目前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其实是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对监管者来说，这非常难：既要让市场活跃起来，又要死守风险底线。您如何看待这种平衡？

梁定邦：这种平衡就像是在走一段高空钢丝。

现代社会的需求极其多元化，你要平衡多种利益，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难题。但西方社会的分工相对清晰，最好的例子就是美联储（Fed）。法律赋予美联储“经济裁判”的角色，裁判只需依据客观信息做出判定。

但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信息本身不再客观，或者有人想要干扰裁判呢？比如现在的特朗普，他正在试图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他认为“我不管你什么客观信息，我要推动的是我的目标”。这种对规则边界的挑战，正在让曾经稳固的制度产生裂痕。

告别“不完全”注册制仍需解决三个核心问题

万宁：港交所上市公司的市值相当于香港GDP的18倍。这一数据也充分彰显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目前中国注册制已实施三年，您作为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且至今仍在发挥顾问作用（尽管您谦称并非专职顾问），如何看待通过注册制提升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实际成效？

梁定邦：我虽并非专职顾问，但可结合自身观察分享一些见解。中国的注册制目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形式上已推行注册制，但实质上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

万宁：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注册制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但尚未达到成熟形态？

梁定邦：可以这样理解，核心原因在于，当前中国企业的上市节奏，仍由交易所与证监会调控。形式上是注册制，但本质上仍存在较强的行政调控色彩。以美国为例，SEC与交易所并不干预企业上市，企业只要完成注册、信息披露合规，即可提交上市申请，能否成功上市完全由市场决定。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模式，核心在于其资本市场规模庞大，资金需求充足。而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资金需求有时相对不足，因此需要通过行政调控来维持市场稳定。这种行政调控，本质上是用官方视角替代市场视角，核心原因在于需要兼顾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交易所现有交易量的平衡问题。如果大量资金流入IPO市场，可能导致现有二级市场的交易量下滑。这一问题在美国无需考量，因为其市场资金需求旺盛，而中国则需要主动调控——这种资金从二级市场向IPO市场的转移，本质上属于“零和游戏”，会直接影响二级市场的活跃度，因此必须加以调节。

第二个问题，是企业上市后的市场接受度问题。美国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市场认可度不做任何干预，企业若缺乏市场需求，自然无法成功上市；而那些受到市场追捧的企业，其股份可能获得几十倍、上百倍的超额认购。但中国资本市场目前仍需防范此类市场风险，因此不会完全交由市场决定企业的上市命运。

第三个问题，是企业上市的先后顺序问题。由于需要兼顾前两个问题，且市场资金需求有限，中国资本市场不得不对企业上市顺序进行调控，导致部分企业出现排队上市的现象，形成了非市场化的筛选机制——企业上市的先后，由官方调控决定，而非市场竞争决定。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的核心困境，本质上还是市场规模不足。而市场规模不足，又与投资者结构密切相关：许多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P2P等非权益类领域，对股市的参与度较低。

万宁：面对这一困境，您认为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既能保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又能有效管控风险？

梁定邦：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兼顾时间维度、市场信心与创新驱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经济规律来看，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必然存在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波动，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低谷阶段，正逐步向高峰回升，这一过程需要足够的时间沉淀，无法急于求成。市场发展的核心是建立稳健的基础，当前中国监管机构的保守谨慎，有其合理性——此前P2P等领域的风险事件，让监管层深刻认识到风险防范的重要性，担心新的金融产品或模式出现后，民众盲目涌入最终导致亏损。这种“吃过亏、怕再吃亏”的心态，使得监管层在推进改革时更为保守，但过度保守也会阻碍市场活力的释放，关键在于精准把握开放的时机与力度。

万宁：也就是说，监管层的保守倾向，本质上是侧重于风险管控。

梁定邦：是的，监管层的保守倾向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这一出发点并无过错，甚至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过度保守会制约市场发展，因此需要在保守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事实上，中国的监管机构（如吴庆所在的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总局、央行等）都有开放市场的意愿，但往往缺乏足够的勇气。相比之下，美国的监管机构胆子更大，核心原因在于其秉持“市场可自我调节”的理念，且监管者的任期较短（通常为两三年），任期结束后即可返回华尔街，无需为后续的市场风险承担个人责任。

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资本市场要实现开放与活跃，需要借助新科技的力量突破发展瓶颈。传统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存在明显弊端：交易、发行、清算、交割、保管等环节相互分散，且长期依赖纸质流程，不仅效率低下，也增加了监管难度。而人工智能、区块链、RWA（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等新技术的出现，能够将这些分散的环节整合到统一的系统中，实现集中化监管。这既能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又能增强风险可控性，为监管层开放市场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也能让监管层更有信心推进改革。

目前，证监会、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机构均设有科技部，积极探索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在资本市场中的融合应用。去年，我参与了肖钢主席牵头的课题组，该课题组聚焦于金融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如何赋能资本市场发展，相关研究报告已开展一年工作，即将发布，且后续仍将持续推进相关研究。

万宁：这份报告的核心，就是围绕金融科技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健全发展展开的，对吗？

梁定邦：是的，这份报告涵盖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等多个领域。除此之外，尚福林主席也牵头成立了50人专项小组，聚焦于资本配置与财富管理领域的改革。这两个团队分别从不同维度推进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建设：尚福林主席的小组侧重于财富管理领域（即买方端），肖钢主席的课题组侧重于市场供给领域（即卖方端）。他们虽然已经退休，但仍在积极发挥作用。

万宁：而且他们都邀请您参与相关工作，无论是买方端还是卖方端，您都有深入的参与和观察。我个人认为，要建立一个活跃、开放且能有效管控风险的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首先需要时间沉淀，其次需要两位领导牵头的团队从两个维度发力，第三则需要金融科技（或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正向推动。

梁定邦：除此之外，香港的独特地位也不可或缺。

国际金融创新中香港的独特地位

万宁：请您详细谈谈香港的独特地位。

梁定邦：香港的独特地位，在国际金融创新中尤为突出。国际清算银行（BIS）联合中国人民银行、阿联酋央行、泰国央行，推出了一项名为“货币桥（Mbridge）”的试点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开始逐步扩张。Mbridge项目的核心目标，是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融入现有金融体系的路径，而BIS的全球金融创新中心，便设立在香港。

Mbridge项目由BIS主导推动，其总部及科技创新中心均位于香港。上个月，BIS金融创新中心的总经理到访香港，我在一次会议中向他询问了选择香港的原因，他给出了三点核心考量：第一，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强劲，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不仅是美国之外的重要创新高地，在部分细分领域甚至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并非仅限于语言模型，而是多元化的技术体系，中国在多个细分领域都有显著突破。第二，香港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便于Mbridge项目向全球范围扩散。BIS刻意不选择北京、上海，正是看中了香港的国际属性，便于项目的国际化推广。第三，香港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未来Mbridge项目将逐步渗入全球银行体系，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中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BIS亚洲总裁由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担任。他凭借在央行、国际组织的丰富经验和资源积累，为Mbridge项目的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持。

万宁：也就是说，香港长期以来作为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地位为BIS选择香港作为全球金融创新中心，提供了重要支撑。

梁定邦：正是如此。此外，金融科技的创新不仅能赋能金融体系，还能深度联动实体经济，尤其是贸易领域。未来，贸易的数字化、科技化将成为趋势，而这一趋势将与全球货币体系深度融合，这一变革只有借助当前的新技术才能实现。具体而言，传统贸易的核心环节包括交货、通关、收款三个方面，每个环节都存在诸多痛点：交货环节需要核验货物真伪与规格是否相符；通关环节需要确认关税缴纳情况、健康标准合规性，同时防范违禁品、应对反恐等相关需求；收款环节则涉及预付、赊销、贸易融资等多种模式，流程繁琐且风险较高。

传统贸易的这些环节，长期依赖纸质流程，效率低下且易出现虚假交易等问题。而区块链技术具有数据溯源、不可篡改的特性，能够有效防范虚假交易，将贸易流程与金融系统、交通物流等环节无缝打通，甚至可以延伸到人员通关领域，应对反恐、反洗钱等全球治理需求，形成多方协同的产业生态。这种协同效应，在传统纸质流程时代是无法实现的。

这种协同不仅限于贸易与金融，还可以延伸到交通领域——人员通关与货币结算，本质上可以通过同一套技术体系实现管控。当前全球面临反恐、反洗钱等共同挑战，各国政府都需要精准掌握相关信息。如果能够通过统一的技术平台实现多方利益协同，就能打破国家之间的壁垒，提升全球治理效率。

美国破坏现有国际规则是“自毁长城”

万宁：当前中美之间面临地缘政治冲击，尤其是在金融监管、审计等领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放弃部分此前接受的国际规则。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核心枢纽，夹在中间，您认为中国内地与香港应如何做好风险预案，尤其是在监管与审计领域？

梁定邦：在我看来，美国的相关举措本质上是自毁长城。如果美国能够维持原有的国际规则，继续充当世界霸主，就能持续享受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红利。而世界霸主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获得全球各国的拥护，而非让各国产生恐惧。此前，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统一结算货币，核心原因在于其交易成本低、信用稳定，且美国通过关税总协定废除了高关税，为全球贸易提供了便利，因此得到了全球各国的认可。

万宁：也就是说，您认为美国破坏现有国际规则的行为，本质上是破坏了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根基。

梁定邦：确实如此。做“大哥”的核心，是获得他人的拥护，而非敬畏或恐惧。美国当前的做法，正是在丧失全球各国的拥护。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短视行为，核心源于其内部的社会分化。美元的霸权地位让美国得以专注于高端制造业，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享受“轻松赚钱”的红利。但随着美国人口从十多年前的2亿增长至3亿以上，中低端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出现严重分化：富裕阶层掌握大量财富，但投票权有限；低收入群体（即通常所说的“红脖子”）投票权集中，但经济条件较差。这种分化使得美国的政治生态发生扭曲：政客为争取选票，不得不向低收入群体开出空头支票；富裕阶层则通过资金支持，影响政客的决策，维护自身利益。

这种扭曲的政治生态，最终导致美国放弃了此前的开放合作模式。事实上，富裕阶层原本希望维持原有格局，继续享受美元霸权带来的红利，但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使得美国陷入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最终，美国选择通过破坏国际规则、推行保护主义，来迎合低收入群体的诉求，这本质上是一种短视行为。

万宁：也就是说，特朗普所倡导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本质上是代表富裕阶层的利益，但需要依靠低收入群体的选票支持，因此不得不做出一些迎合低收入群体的举措。

梁定邦：没错，特朗普的政策本质上是维护富裕阶层的利益，但为了争取选票，必须向低收入群体释放利好信号。这种矛盾的政策导向，使得美国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也导致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公信力下降。

美国的做法，本质上是其内部社会分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富裕阶层希望维持现状，低收入群体希望改变困境，但双方的诉求无法调和，最终导致美国采取了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相对较好，贫富差距没有美国那么悬殊。从基尼指数来看，中国的基尼指数维持在40%左右（低位水平），而美国的基尼指数已超过50%（高位水平），属于严重分化。

中国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并非要“拉低富人的财富”，而是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多年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教育，培育高素质人力资源——而高素质人力资源，正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支撑。经过二三十年的持续投入，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正逐渐显现，为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美国的高端制造业发展，离不开全球供应链的支撑，但美国自身已丧失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其核心竞争力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这种产业结构的失衡，也加剧了其内部的矛盾。

万宁：您刚才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美元太好了，以至于美国人躺在美元的红利上赚轻松钱，再也不愿意去赚辛苦钱了。”这是不是美国产业结构失衡的核心症结？

梁定邦：确实如此。这种“不愿赚辛苦钱”的心态，不仅是我的观察，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学者也早已指出过这一问题——美元的过度特权，让美国丧失了发展中低端制造业的动力，最终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社会分化。

健康的资本市场是激活内需、推动“双循环”的重要支撑

万宁：未来十年，中国应如何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有效激活内需与资本市场活力？

梁定邦：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过度依赖出口。多年来，中国通过大量出口，积累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还创下了历史最高出口顺差。但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此中国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核心目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是强化教育投入与结构优化。目前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未来可以参考北欧福利国家的模式，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这样能够有效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提升全民素质，直接带动GDP增长。

万宁：此外，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也是激活内需、推动“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如果老百姓能够在股市上赚到钱，形成财富效应，自然会愿意增加消费和投资。

梁定邦：这一点，中国的监管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而是正在逐步推进相关工作。当前监管层的思路，是通过“优先推动优质企业上市”，让一部分投资者先赚到钱，逐步培育市场信心。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上海科创板等板块，会出现大量企业排队上市的现象——监管层希望通过“优中选优”，先让优质企业带动市场活力，再逐步扩大上市规模。

但当前的推进节奏，可以适当加快。因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体量仍然较小，如果出现一家问题企业，对市场信心的冲击会非常明显；而随着优质企业数量的增多，市场的容错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会同步提升，个别问题企业的影响也会被“冲淡”。因此，适当加快优质企业的上市节奏，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优质企业入场—市场活力增强—吸引更多资金”的良性循环。

第二方面，是扩充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近年来，中国的普惠金融规模稳步增长，但目前仍不足10万亿，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发展经验，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与上市渠道——比如丰富新三板的功能，让更多中小市场主体能够获得优质的金融支持，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

第三方面，是深化金融科技的融合应用。中国传统金融体系的“历史包袱”较轻，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适合构建适配21世纪发展需求的新型金融制度。未来，我们需要完善信息领域的相关政策，规范数据的收集、使用与保护流程——数据已成为当前国家的核心财富，必须谨慎对待。同时，要积极推进数据资产入表等创新尝试，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

万宁：当前中国也在推进数据资产入表等创新举措，但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面临数据保护、规范使用等诸多问题。

梁定邦：是的，数据保护是重中之重。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重要理念，非常形象且具有指导意义。“摸着石头过河”，并非盲目摸索，而是凭借我们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在未知的挑战中稳步前行。

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是当前中国发展最需要的品质之一。还有一个重要的品质——胸襟。我们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能够接纳不同的理念和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世界。这种胸襟，与当年朱镕基总理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时所展现出的胸怀，一脉相承。

万宁：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您最后提到的“勇气”和“胸襟”，无论是对于政府决策层、管理者，还是基层实践者而言，都是2026年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里推动改革深化、应对复杂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品质。（本文由巴伦中文网编辑蔡鹏程、李婧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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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