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兴控制权生死局：医学天才李嘉强的最后一搏
文 | 融中财经
在资本市场的剧本里，李嘉强曾是最完美的主角：哈佛博士、麻省理工学者、拥有240多项国际专利、身披美国和中国双重荣誉。他创办生物科技公司，捐款三亿给母校，是无数官产学界口中的“国际华人典范”。
可现在，他正被扫地出局。
但2025年7月，一场股东大会彻底终结了他在科兴的最后影响力。他曾许诺用29亿元换取关键股权，重新拿回董事席位，可这29亿从未到账，也没有支付计划。控股权的重夺，最终被对手一纸投票扼杀。
而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败北。十年前，他曾绕开申报规定暗中增持股份，被美国监管机构罚款；他试图联手资本方重组董事会，却因违规操作被直接稀释股份。多次操作，都以失控收场，极有可能满盘皆输。
一次是意外，两次就是执念。人们不仅好奇，是什么让一位前程似锦的天才落到如今的田地。
李嘉强的悲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医生，执迷于一场资本控制的豪赌。他有太多光环，太多荣誉，却还是选择走上一条最不擅长、也最难翻盘的路。而这条路上，留下的是破碎的信任、法务纠纷和一个“药神变股东”的幻灭故事。
暗中潜伏：哈佛博士的资本初试
李嘉强第一次出现在科兴的股东名单上，是在2013年。
他没有敲钟，也没有发声明，只是悄悄通过名为1Globe Capital——即他在国内控制的强新资本布局海外资本市场的“手臂”——的投资机构，在科兴生物(SVA)——这家中资疫苗公司——的公开市场上慢慢买入。那时科兴的市值不到5亿美元，董事会平静无波。但很快，这种平静被打破了。
2016年，美国证监会(SEC)的罚单撕开了他的伪装：他利用亲友账户编织持股网络，秘密控制科兴超三成股份，只为规避披露，抢占控制权高地。
罚款事小，但他押注科兴的野心已暴露无遗。科兴当时只是一家平凡的疫苗企业，但它身上有两个让李嘉强动心的点：看准了中国疫苗市场的红利，更嗅到了创始人尹卫东与老股东权力拉锯中的缝隙。一场围绕科兴控制权的漫长鏖战，就此拉开序幕。纳斯达克最终以“治理机制失效”将其停牌——这是李嘉强资本赌局上的第一次重大“爆仓”。
比罚款更重要的是一个问题：他到底想干什么？
李嘉强的资本策略始终如一：暗中增持、联合盟友、发动法律战。 2017年，他以“调解人”身份介入科兴私有化困局，表面斡旋尹卫东与潘爱华的AB团矛盾，实则借机推动董事会改组。
尹卫东的反击迅猛：2018年2月，他启动“毒丸计划”，向盟友定向增发40%股份，瞬间稀释了李嘉强与潘爱华的联合持股。李嘉强随即撕下“调解人”面具，发起跨国法律战：在英属维京群岛起诉增发非法，向英国枢密院上诉推翻董事会决议，将科兴彻底拖入治理泥潭。
董事会裂为两派，保安抢章，审计师辞职，财报停摆——最终，2019年纳斯达克宣布停牌，SVA市值冻结在6.47美元，李嘉强的首轮豪赌，以瘫痪告终。
在SEC眼中，他是“规避披露的程序破坏者”；在潘爱华口中，他是“夺权盟友兼叛徒”；而在他自己的故事里，他始终是那个“拯救科兴的战略白衣骑士”。
三种身份，三重叙事，没有一个带他走出泥潭。
几年后，他换了个剧本，再次出场。这次他盯上的，是“未名医药”手中那块更加稀缺的资产：北京科兴的股权。而这一次，他不只用了钱，还搭上了自己几十年构筑的声誉。
空手套未名：一封2047年才兑现的空头支票
如果说在科兴的控股大战中，李嘉强尚有几分专业投资者的谨慎，那么在未名医药身上，他玩的就是一场近乎不设底线的资本把戏。
2022年5月，厦门未名公告称，已与李嘉强控制的杭州强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后者将以29亿元收购其34%股份，成为控股股东。消息一出市场哗然——这家公司持有北京科兴约26%股份，是科兴体系中极为关键的节点。一旦李嘉强入主厦门未名，等于获得了重新染指科兴的通行证。
但随即被质疑的，是这场交易的支付安排：29亿元“对价”分期缴付，直至2047年才能结清。而最引发争议的部分，是厦门未名方面声称李嘉强将以一项名为GH23、处于III期临床的药物资产抵付全部对价。该药据称可用于阿尔兹海默症与新冠治疗，估值正好“对标”29亿元。
问题在于——GH23从未进入正式交易合同。所谓“药物抵付”仅见于厦门未名公告一方的单方面陈词。2023年后司法审理显示，GH23根本未列入原始支付协议，甚至未进行基础尽调，抵付说法属于事后伪造，涉嫌重大信息披露虚假。
也就是说，李嘉强压根没有支付29亿元的打算，也从未真正提供任何等值资产。厦门未名则在未完成实缴、未换届选举、未获监管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宣布控制权已转移，将其登记为最大股东。
这是一场典型的“零对价控盘”：一纸空头协议，就将北京科兴的部分控制权旁敲侧击地握于手中。形式上避开收购审批，实质上掏空股权权属——在资本市场，这种操作难称高明，却极具破坏性。
而李嘉强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那家小公司的经营权，而是牌桌的入场券。如同当年在SVA借PIPE协议绕过股东博弈，他再度通过控制“中间平台”来向核心资产逼近。
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以法人代表的身份出场，将自己完全置于聚光灯下，赌上了全部信誉、身份与未来。可惜，空头支票撬动的不是公司未来，而是治理风险、诉讼泥潭和长期失信。
但他借道董事会获取话语权的目的已经达成。自那之后，科兴内部权力结构开始出现撕裂。当科兴陷入治理泥潭时，他祭出了极具杀伤力的一张牌：分红。
75亿美元的反击：李嘉强的现金钩子
2025年7月，纳斯达克停牌逾六年的科兴生物（SVA）突然抛出一颗“核弹”：宣布向全体股东派发总额74.48亿美元分红。公告如同在资本死水中投下巨石。
首期每股55美元（股息率850%），7月7日闪电支付；二期19美元、三期最高50美元，合计最高每股124美元。若全额发放，将耗尽公司103亿美元现金储备的72%。
这笔天价分红的操控权，正是李嘉强阵营与尹卫东阵营争夺的焦点。根据公司章程，任何金额超过500万美元的派息，需由董事会与多数股东批准。作为SVA控股的资产，北京科兴59.24%股权对应的分红份额（约4.78亿美元）成为决战筹码——谁掌控SVA董事会，谁就能截流这笔巨款。
李嘉强之所以执着于董事会控制与分红议案，背后并不只是为了“治理改善”这类冠冕堂皇的说辞。真正的诱因，在于那场以“克冠行动”为名的疫苗财富盛宴。
2020年4月，北京科兴中维启动新冠疫苗研发，并迅速进入临床。年底，公司宣布为扩大产能与优化股权结构，引入三家外部投资方：中国生物制药、维梧资本、尚珹资本，三者共持有27.63%股份，原公司持股比例被稀释至59.24%。而SVA通过香港控股结构控制北京科兴中维59.24%，日本软银则通过赛富基金间接持有SVA 15.07%的股权。
按此结构测算，软银间接持有北京科兴中维约8.92%的权益。根据财新、《华尔街日报》等报道，2021年科兴疫苗净利润规模预计超500亿元人民币，仅软银一方就从中分得超过44亿元利润。
两年间，三家新增投资者合计至少分走超过150亿元。与“国家队”出身、100%国务院控股的国药疫苗相比，科兴的海外资本渗透率之高，分红比例之密集，令人瞠目。
而李嘉强正是这套资本结构的核心设计者与主导执行者。他并不直接持有中维股份，却通过对SVA的董事会控制力，以及对PIPE投资人的集结协调，实现了对这场利润分配权的实质主导。推动分红，不只是兑现投资人收益，更是用“分红义务”反制对手董事，完成治理层清洗。
李嘉强借英国枢密院判决登顶董事会，成功推翻“毒丸计划”后，迅速亮出獠牙。强推此计划意图一石三鸟：制造既成事实：真金白银到账等于向市场宣告“我才是真董事会”；绑架小股东：谁阻挠分红，谁就是侵害股东权益的罪人；逼对手摊牌：在7月9日特别股东大会前，将尹卫东阵营架于道德火刑柱上。这招不可谓不毒辣。
尹卫东阵营的资本盟友立即狙击——向全球法院申请冻结分红，指控他“清仓式套现”。
但此刻的李嘉强早已熟稔规则：他绕过诉讼旋涡，让首期33亿美元闪电涌入股东账户。
但这场精心设计的“财务伏击”，再次遭遇对手狙击。2025年6月，维梧资本与尚珹资本向香港及安提瓜法院申请冻结SVA账户，指控李嘉强阵营通过“清仓式分红”掏空公司。尽管李嘉强在BVI提起反冻结诉讼，但BVI法院未予支持。
7月7日，安提瓜法院颁布禁令，暂停维梧/尚珹通过PIPE融资获得的股份投票权——这些股份被质疑为尹卫东时期“非法增发”的产物SVA。
9日，特别股东会召开。东加勒比最高法院批准暂缓执行安提瓜法院的禁令，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得以参与投票。尹卫东派发起股东动员，最终在7月9日的股东大会中以73%的反对票罢免李嘉强全体提名董事。
李嘉强宣布休会，但部分股东在卢毓琳主持下继续召开续会，投票罢免现任董事会，通过赛富基金提名的10人新董事会名单。决定继续发放每股55美元分红，而否决李嘉强的“掏空式分红”。
稍晚，1 Globe发布公告，称特别股东大会延期，不认可新董事会，并重申PIPE交易有效性诉讼的重要性。14日，安提瓜高院法官Bakre表态，若通过暂缓令将使案件沦为“闹剧”，继续否定了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的投票资格，科兴公告斥赛富资本的行为“欺骗性、非法”。
董事会大战仍在继续，似乎天平还正在向李嘉强倾斜。他真的要赢了吗，这十几年的长跑？让我们把镜头转向科兴本身吧，这个我们不能再熟悉的公司。
股权化石：被司法肢解的公司
2025年7月9日，SVA特别股东大会以73%的反对票否决了李嘉强阵营的全部董事提名。表面上，这场持续九年的控制权争夺终于有了结果，但随之而来的，并非秩序重建，而是一场彻底失控的治理溃败。
首先是法律架构的碎裂。安提瓜法院承认李嘉强一方董事会合法，成为其夺权依据；英属维京群岛法院则冻结了SVA旗下子公司的多个银行账户，冻结令虽不涉及总部资金，但已足以阻滞操作链条；中国监管机构则迟迟未批准法人变更申请，理由为董事会结构未定，相关程序缺乏合法性依据。三地判令互不承认，任何一方都无法完成对SVA的实质性接管。
治理机制随之全面瘫痪。公司年报已连续三年缺失，SEC将其列入强制退市程序名单，前任审计机构辞任，理由是“董事会无法提供可信签署”；新审计方始终无法落地，所有财务数据处于无人签字、无人背书的状态。董事会名义上仍存在，但只能通过邮件沟通，发出的会议纪要常因签名不符或流程瑕疵被监管驳回。SVA原本复杂的公司章程，变成了争议各方各取所需的“工具书”，一切法律基础都被拖入司法缝隙。
最直观的后果，体现在控制链条的断裂。北京科兴作为SVA最重要的持股资产，其59.24%股份虽名义归属SVA，但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失效、账户冻结、法人更换失败，任何一方都无法对其实施控制。李嘉强阵营无法签发有效决议，尹卫东一方则不具备代表公司出具法律文书的资格，连北京科兴最基本的经营文件也无法落章执行。最终，日常运营陷入停滞，疫苗出货延迟，原料付款无法到账，工厂只能靠临时协调维持运转。
进入2025年第三季度，北京科兴产能跌至12%，全年收入预计不足2021年高点的15%。疫苗产品滞留仓库，供应合同流失，企业价值迅速缩水，而股东会的核心议题却是“是否可以以邮件投票方式任命灭鼠公司付款联系人”。
SVA已彻底脱离公司正常运行的轨道，它仍在法律上存活，但在治理上死亡。其控制的并非一项经营性资产，而是一块动弹不得的纸面股权。而这场看似失败的罢免，正是李嘉强多年操盘逻辑的归宿：通过不断制造司法冲突、掏空对手运作空间，将公司从治理结构拉入法律僵局，让一切决策停摆，一切权力悬空。
到最后，没人能代表SVA签字，没人能动用其核心资产。分红停在系统中，银行拒绝执行指令，董事会议程被系统驳回，SEC与各司法辖区也只能旁观。它不再是一家公司，更像是一个由判例、冻结令和技术性否决拼接出来的“资本遗骸”。
这是李嘉强与尹卫东对垒九年的终局图景：没有一方真正赢得控制权，却共同将SVA变成了全球资本市场上最特殊的样本——它控制了一家产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疫苗公司，却没有任何人能动用那块股权，也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它签字。
SVA已不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公司，它还在法律上存活，但已在治理上死亡。
结语 资本运作，比科学理想还迷人吗
在科兴最初的招股说明书中，李嘉强的履历被反复提及：麻省博士、疫苗项目主持人、拥有几十项生物技术专利。他曾是那个想通过科研与资本结合，改变中国公共健康格局的人。
但2025年，站在SVA董事会名存实亡的废墟上，他拥有了公司最多的股权，却无法做出一项有效决议；曾主导的新冠疫苗项目，已停产封存；他设想用制度搭建起的控股结构，反而变成无法兑现控制权的陷阱。
他仍以董事长名义发送会议通知，仍试图推进分红方案，仍在法院提交控股材料。但这些行为，越来越像一个孤立于公司运转逻辑之外的存在。他所能调动的资源，只剩股权文件和律师函。
SVA依旧存在，北京科兴仍有产能，但公司已无人能代表，治理系统彻底冻结。那句曾贴在实验室墙上的标语——“科学改变世界”——最终没能抵挡住分红表决中的73%反对票，也没能阻止他从学术共同体中被彻底疏离。
谁也不知道，什么驱使着他的贪婪。
(来源：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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