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个月184家中小银行消失，“毛细血管”为何活成了“夹心饼干”
2022年43家、2023年77家、2024年204家……近年来，随着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工作的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正在加速离场。
第一财经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已有184家小银行获批复合并/解散，数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之多，且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总量，仅5月16日，内蒙古就有120家小银行集体“消失”。
“推动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合并重组，是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整体改善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说。
薛洪言认为，当下中小银行面临的经营困境，本质是内外环境变化与自身能力错配的结果。从外部看，经济周期下行导致信贷需求收缩；区域层面看，行业从增量市场进入存量市场，竞争加剧；叠加大型银行凭借数字化优势加速下沉，通过科技赋能的低成本服务模式挤压中小银行生存空间。
中小银行加速离场
近段时间，多地金融监管局发布公告，宣布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解散或被吸收合并。
5月26日，宁波金融监管局发布批复，同意解散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员工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由江苏银行承继。同时，同意江苏银行收购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宁波分行开业的请示。
5月20日，3家村镇银行同一日撤并，包括山东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解散济宁高新村镇银行，其资产、负债、业务及各项权利与义务由日照银行承接；青海金融监管局同意解散青海湟中三江村镇银行，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员工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由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承继；铜仁金融监管分局同意贵州银行收购铜仁丰源村镇银行，并设立贵州银行铜仁丰源支行、铜仁金麟支行、铜仁蓝波湾支行以及铜仁桃源支行。
5月16日，内蒙古120家小银行更是上演集体“消失”。当日，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下称“内蒙古农商银行”）获批开业，该行拥有自然人股东2.77万户，持股19.01%；法人股东145户，持股80.99%，其中，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2.93%，鄂尔多斯市财政局持股12.41%，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持股12.07%，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76%。
作为统一法人模式下新成立的省级农商行，内蒙古农商银行吸收合并了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内的120家机构，这120家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同日宣布解散，相关债权债务由内蒙古农商银行承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官网披露的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最新名单，截至2025年3月末，全国共有3713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加存款保险，较2024年末减少了48家，减少的银行清一色为中小银行。
另外，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2022年全年有43家小银行撤并，2023年为77家，2024年为204家；而今年前5个月，已有184家中小银行获批复合并/解散，数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之多，且十分接近去年全年的总量。
村镇银行成撤并“重灾区”
在撤并的小银行中，村镇银行是主体。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去年撤并的204家小银行中，99家为村镇银行，占比49%，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70家村镇银行撤并。
村镇银行是我国县域地区重要的法人银行机构。自2006年启动村镇银行试点工作以来，村镇银行已成为机构数量最多、单体规模最小、服务客户最基层、支农支小特色最突出的“微小银行”，在支持农户和小微企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村镇银行数量为1538家，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总数的35.8%，占银行机构总数的40.4%。
不过，部分村镇银行近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风险水平快速上升，相关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和金融服务能力。
根据央行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2024年）》，2023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对3936家银行机构开展评级，从评级结果来看，“红区”（风险较高状态）银行共有357家，资产规模7.05万亿元，而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红区”银行数量占“红区”银行比重较高。
今年以来，全国的“村改支”“村改分”案例持续增加，比如，2025年2月10日，常熟银行发布公告，审议通过吸收合并宿迁宿城兴福村镇银行、江苏宝应锦程村镇银行、江苏江宁上银村镇银行，并将这3家村镇银行设为分支机构。
为何活得像“夹心饼干”
中小银行加速离场的背后，是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工作的加快推进。
今年1月12日，金融监管总局召开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指出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显收敛。同时，将“加快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作为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坚持上下统筹、分工包案、凝聚合力，全力处置高风险机构，促进治理重塑、管理重构、业务重组。
另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及，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一体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转型发展，综合采取补充资本金、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方式分类化解风险。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当下面临的困境，薛洪言分析说，一方面，大行依托移动终端、智能风控等技术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县域市场，在普惠金融、财富管理等领域与中小银行形成直接竞争；另一方面，在中小金融机构化险背景下，监管政策对资本充足率、合规经营的要求趋严，进一步暴露了中小银行长期积累的资本实力薄弱、风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部分机构因难以达标而被迫退出市场。
另外，薛洪言认为，中小银行内部的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业务模式、技术能力与治理机制的滞后性。业务上过度依赖传统存贷利差，缺乏差异化竞争策略，在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深化的背景下，盈利稳定性显著下降；数字化转型投入不足、技术人才短缺，导致线上服务能力与风控水平落后于行业，难以应对客户行为线上化、需求多元化的挑战；公司治理层面，股权结构分散、内部监督机制失效等问题长期存在，使得风险管控与战略决策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复杂性。
去年年中，某城商行高管就曾在一次主题演讲中提到，当前大行下沉“掐尖”的现象较为普遍，给中小银行带来较大压力，中小银行还面临着负债刚性压力的问题，存款利息下降较慢，加大了净息差的压力。
“活得像块‘夹心饼干’。”某村镇银行员工在社交平台调侃自己“2字头”的工资时道出了村镇银行的艰辛。
根据企业预警通最新数据，341家村镇银行披露了2024年的财务数据，其中，231家村镇银行净利润不足1000万元，占比68%。341家村镇银行中，70家去年录得亏损，占比21%，有19家银行甚至已经连续两年亏损。
比如，重庆忠县稠州村镇银行2024年亏损1534.48万元，2023年亏损515.74万元；重庆北碚稠州村镇银行去年亏损489万元，2023年亏损1049万元。
薛洪言认为，未来，中小银行的突围需以治理机制改革为基础，立足区域经济特点构建差异化服务能力，通过数字化工具提升运营效率，而非简单依赖规模扩张或政策兜底，才能在金融体系中找到不可替代的“生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