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多重外部冲击以及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的态势，金融风险防控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6月7日，陆家嘴金融沙龙2026年第十五期圆满举办。本期沙龙以“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为主题，上海市委金融办风险防控处处长冯耀担任主嘉宾，与其他四位来自行业、学术领域的专家，就金融风险防控展开了深度交流。

打造司法和监管协同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结合近年受理的案件，上海金融法院申诉审查及审判监督庭庭长吴峻雪认为，当前金融风险隐患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

“首先是涉众型金融风险，如P2P、邮币卡交易市场等群体性纠纷，近两年比较多的是私募基金、理财产品暴露出来的风险。其次是供应链金融风险，犯罪分子利用供应链知名核心企业，向相关金融机构骗取融资款，虽然此类案件总量不多，但个案标的大。”吴峻雪介绍。此外，还有涉重点企业风险处置、融资案件涉房地产市场风险，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上述风险类型各有不同，如何进行处置？吴峻雪认为，仅靠法院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协同各方力量，共同做好风险处置和预防。

基于上海的区位优势，上海金融法院牵头了18家在沪的司法机关、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联合成立了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防范协同机制，这是全国范围内成立最早、覆盖面最广、内容举措最丰富的金融风险防范协同机制。

“除了监管和司法，该机制吸纳的12家在沪主要金融基础设施发挥了核心作用。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交易的核心枢纽平台，受到金融主管机关的授权，承担了部分金融自律管理的职能”。吴峻雪介绍，该协同机制还打造了若干数据互通的链条，整合了监管、司法以及自律机构的相应数据，可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前瞻性和系统性。

在协同机制的运作下，吴峻雪表示，上海金融法院协同相关金融单位化解了若干重大的风险处置案件，助力部分重点企业风险成功化解；同时，积极向监管机关、自律机构推送金融法院的司法数据，提示相关的风险隐患，部分转化形成了决策参考，供有关部门决策所用。

“在支撑金融制度型开放方面，上海金融法院协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上海金融法院服务保障金融“五篇大文章”发展的若干意见》，助力国内外资本向实体重点领域流入。”吴峻雪介绍，“我们还创新金融法律风险案例测试机制，在上清所、中债登等协同单位参与下，对相关金融交易的法律风险出具司法意见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此外，上海金融法院和协同单位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了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和解第一案在内的十余起全国首例案件；与上海证监局、上海金融监管局以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发布相关典型案例，树立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协同的典范。

银行强化综合性风险应对能力

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交通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杨丹华阐述了在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经验。

金融越是对外开放，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就越重要。

杨丹华表示，“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市场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我国整体面临的输入性风险更加显著。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前瞻性分析这些风险的影响。”

中东冲突以来，高度依赖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受到明显冲击，冲突也开始影响全球化肥、农业的供应链，后续可能进一步通过供应链传导引起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影响到更广范围的农业、制造业。此外，美国与全球各国的贸易摩擦对供应链产业链的格局也产生了中长期影响。

杨丹华进一步指出，近期跨境资本流动、汇率、资产估值等压力都在上升，各类风险交织传染的特征逐渐趋于明显，信用、市场、流动性、国别等各类风险交互影响共振，对金融业相关的企业及业务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金融要素市场作为合格的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y, CCP），在阻断和化解风险的同时，本身也积聚了市场风险，在极端市场情况下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引发系统性风险。政府部门、企业、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等各方，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杨丹华表示。

对于银行的应对之策，杨丹华认为，银行应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前瞻、审慎、综合应对外部冲击。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经济形势的研判，动态调整资产负债的配置；加强对市场价格变动的监测和监控，合理审慎地设置市场风险限额，做好应急预案；加强国别风险的监测和报告，强化国别限额管理；不断完善压力测试方案，动态更新应急预案并做好演练；强化综合性风险应对，通过全面风险排查，加强系统性、交叉性风险管理，注重信息共享和协同应对。

“此外，要用好科技手段，加强人才队伍和系统建设，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做到数智化的风险监测。”杨丹华指出。

证券业可构建工程化风险管理体系，以数据驱动风险管理

国泰海通证券政策和产业研究院政策组首席李明亮指出，当前外部冲击呈现更强的跨领域、跨市场、多渠道传导特征，地缘政治风险对国际多边金融治理体系形成扰动，并可能通过全球风险溢价、资本流动预期以及市场情绪等多路径影响国内金融市场。

“在主要经济体中，券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占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传统银行金融机构。”李明亮介绍，非银金融机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喜欢高杠杆，且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这会使非银金融机构的风险外溢。

此外，人工智能正成为新的金融风险演化引擎。李明亮认为，人工智能在提升市场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黑箱、模型趋同、虚假信息传播、数据安全以及监管适配不足等一系列新挑战。智能体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影响不止单点模型风险，更来自“同向决策—规模扩张—跨系统联动”所形成的网络共振。

站在证券业风险防范的角度，李明亮指出，全球金融风险已从传统的“周期性波动”演变为深层次的“结构性脆弱”，并伴随技术演进呈现出“网络化共振”的全新特征。

“风险防范不能沿用传统经验。”李明亮表示，“证券业需构建‘可闭环、可触发、可复盘’的工程化风险治理体系，将抽象的风险原则转化为标准化、流程化、可落地的执行动作，以数据驱动风险管理。”

李明亮建议，证券业还应该从企业融资、并购、再融资等环节提供专业化服务，要在市场运行中发挥资本形成与风险定价的功能。此外，在离岸金融的创新中，应对涉及加密货币的离岸产品采取“审慎准入+动态监控”策略。

“证券公司应将风险管理工具供给能力纳入市场建设目标体系。”李明亮指出，“券商要有做市功能，衍生产品工具要创新，风险定价模型要完善，投资者教育需要持续投入。”

可让市场机构多提供创新工具，发挥自主管理风险的功能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曹啸通过回顾硅谷银行事件阐释了对于监管与市场关系的看法。

曹啸表示，硅谷银行的破产既具有其自身脆弱的必然性，也具有宏观层面的必然性。

“2020年开始，美国M2规模出现陡峭的上升，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也迅速扩张，这并不特殊。但过往量化宽松没有导致通胀率上行，此次美联储大放水影响到了通胀，最后不得不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曹啸认为，硅谷银行的破产不是升息所致，其问题的根源在降息的时候已经埋下，这种结果是宏观必然性。

曹啸表示，升息是为了对抗通胀，但不利于硅谷银行；降息也许是对硅谷银行的兜底式救助，却会使得对抗通胀的努力落空。

对于硅谷银行破产事件的启示，曹啸坦言：“当代金融系统越来越复杂，如何在监管和市场间做一个权衡，让金融机构更好的通过创新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风险防范工具，发挥金融机构自主管理风险的功能，这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市委金融办、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指导，陆家嘴金融沙龙秘书处主办，第一财经、财联社提供媒体支持。该系列活动将构建与“陆家嘴论坛”相呼应的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机制化、场景化、国际化运作，持续输出金融改革“浦东智慧”，深度赋能浦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迈向新高度。